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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城县党的地下组织革命斗争资料概况
作者:许昌市档案局  更新时间:2014-11-12

  襄城县党的地下组织革命斗争资料概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

在襄城地区的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襄城地区便建立了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党一直坚强的领导着襄县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运用不同方法给统治阶级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现将1947年襄城解放之前,党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进行革命活动的资料加以整理,并将根据这些情况,继续收集资料,充实内容,以便写出较为完整、系统的党的革命斗争资料。

一“七七”事变在襄城人民中的反应,在党的领导下襄城地区抗日宣传工作的开展。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在关乎祖国存亡的重要关头,国民党反动政府,仍想实行其不抵抗主义,这就进一步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恨,7月8日我党中央曾通电全国,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接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又相继发表声明。8月党中央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党这一系列的号召,有力的鼓舞了全国人民,一时民情沸腾,国民党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才被迫抗战。

当时(1937年)上级党委派来襄城的中共党员鞠仁卿同志、张洛蒂同志等已经打入敌人内部,分别以县政府民政科长和教育局督学的职务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们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利用其公开职业和职权上得方便,一面与襄城地区国民党上层人物周旋,酝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面在文教界和知识分子中着手组织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春季,上级党委为加强襄城地区的工作,由武汉和东北救亡总会派来党员同志,经午阳特委介绍相继来到襄县,这时全县中共党员已有20人左右,计有鞠仁卿、刘益亭、张洛蒂、刘洁如、杨卓云、闫钟琛、腾静东、杨战涛、李露严(女)、徐国恩、高秀云(女)等。随着党组织力量的加强,尤其在教育界进行工作的结果,使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表现了激昂抗日热情,为要求抗日襄城城关及农村大部学校都停止上课。党组织适时的抓住这股爱国热情,通过一定手续,组织了有170多名中小学教师等参加的教育工作团,并分别组织他们运用小型宣传、讲演等,向人民群众灌输抗日爱国思想。

我党襄城地区,地下组织,在午阳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与本县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周旋,使他们在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本县各阶层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情况下,被迫采纳了有公开职业作掩护的我党党员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向其提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训练武装力量的建议,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的县长李峰,经过我们不断的对其团结争取,使其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表示愿意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这个人是我们的主要统战对象,他曾在陕西会馆全县170多名教师组成的教育工作团集会上说:“不管你是民族解放先锋队员,你是共产党员,你是国民党员,只要抗日我们都是朋友”。

由于在我党地下组织坚持斗争下,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给襄城地区进一步开展有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1938年3、4月间,党组织即开始酝酿吸收知识青年组织抗日宣传队,这时中央午阳特委书记张维祯(张德)同志,曾亲临襄城指导工作。

5月,以县长李峰的名义,实际为我地下党组织具体领导的抗日宣传队正式宣布成立,由中央党员闫钟琛同志担任队长,腾静东同志担任政治指导员,宣传队所吸收的成员,除平时培养富有爱国热情思想进步的青年之外,广大社会青年也踊跃报名参加。当时宣传队住在东街的后营,我党的组织虽未公开但通过不同的方法,使我党党员绝大部分均在这个宣传队内担任职务作为领导骨干,他们以自己忘我的劳动和工作带动新入队的青年,如中共党员杨卓云同志经常中午不休息扛着梯子。在街上写标语,曾在东城门上以鲜艳的红色写上“保卫襄城”四个大字。入队青年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个个精神饱满,一时抗日宣传工作开展得极为活跃。

为了给发展党的组织和进一步开展抗日运动打下基础,抗日宣传队成立之后,于1938年5月底,党组织即在队内着手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有计划的吸收经过培养的进步青年参加。

鉴于当时襄城是我党新开辟的地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全县工作是由张维祯同志直接负责的。

1938年6月底,抗日宣传队由城内搬到城西南山区龟山寨驻扎,在那里学习政治、练习爬山,深入农村宣传讲演,和农民建立了密切联系,队员在实践工作中受到了锻炼,使其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这时便有计划而又慎重的着手发展组织,把经过长期培养,而又经过工作考验的队员,个别的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

宣传队在龟山住扎与我党确山根据地和新四军经常保持着联系,张维祯同志在城内居住亦不断上山指导工作,宣传队的负责人我党党员闫钟琛、腾静东也定期回城向张维祯同志汇报工作,接受任务。

二、军事训练教导队的开展,扩大了党的队伍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

在抓好抗日宣传工作的同时,为了在襄城地区建立人民武装,党组织通过当时县长李峰的关系并以伪县政府的名义,于1938年9月底,开办了由各乡联队副、县常备队正副班长、督察局班长等人员260多人参加的军事训练教导队,教导队由共产党员张静远同志担任队长(黄埔军校毕业,当时公开职业是国民军队的营长)和共产党员代史同志担任政治指导员,这两位同志都是由我党根据地确山调来,通过统战工作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的。

教导队一开办党便从抗日宣传队中抽调党员同志参加,作为领导骨干,这时午阳特委书记张维祯同志仍住在城内天主堂街一个地下党员王尽臣家内。教导队队长张静远和教导员代史每一至三天向张维祯同志汇报一次工作。由于党的具体领导,军事教导队的工作开展很顺利,我们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基层武装骨干中有了发展,训练一个月结束之后,又训练第二批,参加人员170多人。在前后两期军事教导队训练班中共发展中共党员60多人,那次凡经吸收入党的同志经张静远和代史同志的推荐,回原单位后均普遍提升一级,这些同志已经成为我们在当时襄县武装中的依靠力量。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两期军事教导队中,我们发展了不少党员,加上其他战线上的发展,至1938年底我党的组织已经有了迅速的壮大,全县党员已发展到100多人。

为了使党的革命活动深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1938年底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正式建立,当时全县除城关建立一个支部外,农村共建立四个区。一区区委书记×××活动范围是黄柳一带;二区区委书记吴存义同志(1947年解放初期引导解放军剿匪、搜枪光荣牺牲)活动范围是山头店和山前姚庄一带;三区区委书记白锡志,活动范围麦岭、范湖一带;四区区委书记唐守本,活动范围是颍桥一带。

与建立农村党组织的同时,军事训练教导队训练结束之后,全县各地相继集中了民间枪只,组织17个联防区,绝大部分联防区都有我地下党员来担任政治教官(后改为政训员)这些担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县、区党委的领导下,一面掌握士兵思想,不断向联防队员进行抗日救国和阶级教育并慎重的发展组织。一面运用不同方法发动群众向保长恶霸开展斗争。当时的第七联防区包括民治、灵树、常太、村治等四个联保,在党员唐守本、李春荣、王德林、叶水箱、李遂等的组织领导下曾发动群众撤换了作恶多端的保长唐如义、殷朝阳、唐金来、刘金斗、唐书成、左文兰等人。和依靠群众运用联名告状的办法撤换了民治乡联保主任谢建文、育贤乡联保主任李文堂,灵树乡联保主任纪秀,村治乡联保主任万玉如等人,一时大快人心。

农村党组织的建立使党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就在这时1939年元月,党不断在农村各地农民群众中发展党员。

三、情况变化,党组织转移,斗争更加深入。

由于党的队伍的扩大和农村中基层组织的建立,一时襄城地区革命活动极为活跃,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虽争取了当时以县长李峰为首的一些人,但却引起了以李自明为首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劣绅的反对,而这些人并不知道我党的地下组织情况,他们确以“李峰是共产党员”向伪省政府告发李峰在以“政治动向不明”的“罪名”下于1939年2月被免职。

李峰被免职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亲信李静斋担任了襄县伪县长的职务抗日宣传队联防队随之被撤销统一战线工作受到了暂时的破坏,当时作宣传工作和担任联防队政治教官的中央地下党员同志沟通不同方法转移了工作。

1939年2月在襄县负责指导工作的中共午阳特委书记张维祯同志曾亲自深入农村指导布置工作,如他曾在颍桥陈留侯村向当时的四区区委传达指示,他指出在已经变化的新的情况下必须保守党的机密,注意工作方法,组织的发展应基本停止,对真正具备条件者也可以个别吸收,但必须高度慎重。

自1939年2月之后,张维祯同志即离开襄城,县委书记由刘益亭同志担任,由于刘益亭同志曾在襄城作过公开工作和国民党政界人物接触较少。为了在新情况下便于工作的开展。1939年3月中旬刘益亭同志也离开襄城,县委书记由原在宣传队工作的徐国恩同志担任,这时原有党员负责同志已大部离开襄县。

由于情况的变化,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就表现了害怕,动摇而脱离组织,如资本家的儿子,大学生邢荫树就是在这时自动脱党的。

为加强襄城地区革命工作的领导,上级党又分别于午阳特委和豫东地委向襄城地区增派了力量,李伊浪同志和张奎光都是这时(1939年春)派来襄县的。

1939年6月徐国恩同志调离,李伊浪同志担任县委书记职务。已于春季经豫东地委介绍来襄和李伊浪接上关系的中共党员张奎光负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负责城管支部的领导。农村工作由李伊浪同志负责,他经常深入农村,召开党员会议或给区委负责同志和党员部署工作。

    当时虽然由于情况变化,整个革命运动不及前一时期活跃,而党时刻也没有放松对原有党员的培养和教育,1939年8月即李伊浪担任县委书记之后不久,即派当时的党员柴润甲等人前往午阳带回大批文件、报纸和宣传材料,9月又派当时的党员焦振离、董本道、唐广义等人去我党根据地确山县的竹沟学习。

1940年春天李伊浪离开襄城,党的工作由张奎光负责,当时我党党员中除少数调出学习之外,凡知识分子多数以教育工作为掩护,而农民党员则大部分和党暂时断绝了联系。

1941年春天,中等学校中我党的组织暴露,伪国民党县党部呈请伪省党部要逮扑我十名地下党员,计有在中等学校教书的耿秀遵,耿秀蔚、张奎光、杜居村等,党的组织事先得知了这个情况,当即报告给午阳地委,地委书记张若谷同志于1941年夏天由午阳到襄县,在南门外河滩内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保存党的实力,当时党委决定把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立即疏散,张奎光调离襄城,赴新郑苑淩中学教书。这些同志为了革命利益而暂时调离襄县的时候,均以“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来相互鼓舞。

之后,1942年张奎光转郏县民治中学教书又和当时襄县陈留侯村的中共党员唐守本取得联系,唐守本也去民治中学和张奎光联系工作。当时党组织采取的方针是“保持现状,长期埋伏,等待时机”。接着张奎光又离开了民治中学。自此直到1945年秋襄县党的组织便暂时性的停止了活动。

1946年9月由中共豫西党委派张晓初、刘书丹等同志来襄县着手恢复组织,他们以县师校长和教导主任的职业为掩护,刘书丹同志并经组织批准打入敌人内部担任了伪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当时一同来襄的中共党员有侯怀  、李乐之等,由张晓初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襄城地区发展的党员长时期和党组织断绝了来往,有些已经变节脱党,少数虽然通过以往的关系找组织关系(如陈留侯村唐守本曾持张奎光由开封给些的便信找刘书丹联系等),而因为这些人员脱党时间较久,一时历史问题组织上尚未了解清楚,因而正式组织关系均未建立,所以当时党组织仅在教育界开展活动,农村工作没有普遍开展起来。

襄城党的地下组织,自1938年建立,至1942年中断,后于1943年又恢复工作,经过连续近十年的革命活动,在襄县人民群众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不仅用不同形式给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以打击,而且在1947年解放初期,配合解放军清剿散匪,收交枪只等方面均也付出了很大贡献。

     

                        (1960年6月16日整理)


 

附:襄城县党的地下组织情况

   时   间

党员数

负责人姓名

县委书记姓名

基层组织

   备 考

区委

书记

姓名

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

20

张维祯





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

100

张维祯





一   一

九   九

三   三

九   九

年   年

二   三

月   月

    



一区

×××

活动范围黄柳

二区

吴存义

活动范围山头店、姚庄

三区

白锡志

活动范围范湖、麦岭

四区

唐守本

活动范围颍桥

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



徐国恩

唐守本


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



李伊浪

唐守本


一九四零年二月至一九四二年


张奎光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






活动中断

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解放


张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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