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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编研工作源流考辨之一
作者:新密市档案局  更新时间:2017-5-31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或结绳纪事的方式来记述史事。文字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落后的记事方式,使人们记载有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从现在考古发据资料表明,我国至少在旧时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简单的文字刻画图形,而至于真正作为文书记载的出现,则是在夏代国家机器出现以后。从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字来看,商王的一举一动,从祭祀、征伐、祈年、打猎等活动,无一不需贞卜才问凶吉,并把贞卜结果如实记录,究其内容,则已经包括了当时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可以说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方文书档案。但是,甲骨卜辞等的材料在当时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编纂整理。而流传至今的我国最早的一部档案文件汇编是《尚书》,其整理者或曰编纂者就是我国古代儒学始祖孔子。

一、孔子编订六经

1、“六经”与孔子

所谓的“六经”,是指中国古代儒家的六部经典文献,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乐》早已亡佚,今人所能看到的,实际上只有“五经”。

“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其意义是“经维”,也就是“经营”的意思。“经”作为典籍解释,是到战国之后才出现。《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自此以后,“经”就往往用来专指儒家经典。正如《庄子》书中所反映的,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认为孔子是“六经”的编纂者了。

关于孔子是否编订了“六经”,自古以来学术界就有不同的看法,姑且不论。范文澜先生说孔子“删定《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i],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许多史籍记载,都说明了孔子与《诗》、《书》等这几种典籍发生过很多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以徴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徴也。足,则吾能徴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又说:“孔子语鲁太师,……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又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从司马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对《诗》、《书》、《易》、《春秋》等典籍的删定、整理和编修做了大量工作。众所周知,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态度是相当审慎的,叙事作文,一般都有所本;他除参考各种文献史料外,还注重实地考察,如写《孔子世家》篇时,就曾专门到过山东曲阜访寻史迹。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孔子编定《六经》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王道衰微”,“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为恢复“礼治”、“王道”,曾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结果四处碰壁,所谓:“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ii]孔子认为既然自己的主张不能见用于诸侯,“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iii] 遂转而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

孔子之前,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十分丰富。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所说的:“古者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早在殷代,就已有“典册”。《尚书·多士》上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代的“典册”是否就是甲骨档案,或是竹片串成的简册,至今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殷代的卜人、史官、巫祝记录在甲骨上的卜辞,以及在铜器上的金文,是作为档案资料被保存在王室供少数贵族与统治者使用的。这些原始文件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有目的的加工和整理。

殷纣王垮台之际,根据《吕氏春秋·先识》上说:“商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奔周。”这位亡命周朝的商朝史官向挚,携带的典册要以车载,可见其数量之多。及至周王室东迁,典册文献流散的情况也就更为严重。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动荡与巨变之中,大部分旧王朝的史官、礼官、乐官、卜官流落民间,典册文献也从王宫中流散出来。史称墨子南游,载书甚多[iv],《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文献,早已失传,但孔子当时是可能看到的。又《孟子·离娄下》中提到晋国的《乘》、楚国有《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当时各国的史书。此外,《管子·山权数》记载有“《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所以卜凶吉利害也。”《国语·楚语上》中也列举了当时所见的《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九种文献典籍。可见,在孔子之时,他所能见到的文献是很多的,这就为孔子整理六经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春秋时代,由于周王室的衰微,政治上的动荡,“礼崩乐坏”, 周朝王室保存的大量文献典籍遭到破坏。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40年),晋国的朝宣子来聘,看到鲁太史所藏的典籍,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与王室典藏文献的流失一样,古代“学在官府”的传统此时也逐渐被打破,私人聚徒授学者相继出现。孔子因其政治抱负的无法实现,遂将主要精力放在讲学传道和整理文献上来。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回阔别十四年的鲁国时,已经六十八岁。此时的孔子,对现实的政治已经心灰意冷,不再热衷仕途了,“鲁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v] 专心致志于古代典籍的发掘与整理。

孔子整理删定《六经》,是我国文化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规模的文化典籍整理事业。正是由于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并以此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本,使得古代文化得到了一次系统化的整理和承传。

2、孔子整理《诗》

《诗》就是最早的歌谣。在远古以前,文字尚未形成之际,人们要表达自己内心的喜乐悲哀时,就会用歌的形式把它唱出来。即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vi] 人们把这些歌词、乐声记录下来,就分别形成了《诗》与《乐》。《诗经》中的诗,最早可追溯到商朝,如《商颂》这一组诗,就是商人所作。也有人认为是殷人后裔所作。到了周朝,已经有专门负责采集诗歌的乐官——太师。《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下。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vii],因为很多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生动材料。负责采风的乐官“行人”除搜集本国诗歌外,还要收集别国的;不仅要记歌辞,还要记乐声。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整理便成为了《诗》。在孔子以前,《诗》的总量约在三千篇以上。

孔子自幼习于礼乐,其后又以《诗》作为教授弟子的主要课程。但是由于当时各国口音语言的差异,《诗》在长期转相传授口耳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错讹混乱现象,有的有句而不成章,有的有章而不成篇,还有很多无法与乐相配合。为整理《诗》,孔子搜集了当时流行于各国的不同传本,对《诗》进行了校勘整理。《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删《诗》的原则是“取其可施于礼仪”,不仅述“殷周之盛”,而且记“幽厉之缺”。并且根据其内容将《诗》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即“民俗歌谣之诗”,为“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为正乐,是宴享朝会之歌;“颂”为宗庙乐歌,用于庙堂祭祀,宣扬先祖功德。孔子还根据正确的乐曲音调,对《诗》的篇章进行调整,使“雅”归于《雅》,“颂”归于《颂》。经过孔子的整理与传授,《诗》才得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可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媲美的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3、孔子编纂《尚书》

《尚书》最初只叫作《书》。古代传记里面所引的“书曰”、“书云”等,都是指《尚书》而言。在“书”上加“尚”字,是到西汉初年以后才出现的。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王肃则说“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viii]《尚书》即上古之书,汉代王充《论衡·正说》称之为“上古帝王之书”,唐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官方档案,如誓词、命令、公告、箴言之类。所以它也是上古历代的政治文献集。在孔子以前,这类档案文献的数量很多,且经常为人所引用。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仁治,崇尚周公,为推广理想中的王道仁政,孔子十分注意搜集那些与三代政治密切相关的古代文献,并将这些档案文献整理成《尚书》。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都肯定了孔子编纂《尚书》的事迹。根据他们的说法,孔子所编辑而成的《尚书》共有百篇,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尚书》则有五十八篇。按照《史记》的记载,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尚书》一度散失。到了西汉文帝时,才由一位秦代的博士官九十岁的老儒生伏生用口授的方法记载下来,也不过只有二十八篇。由于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老宅时,发现了许多壁藏的典籍,其中就有《书》,因其文字是用秦以前的文字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后经过孔安国的校读整理,结果比伏生传出的多十六篇。但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不久也亡佚了。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赜又奏上一部由孔安国作序的《古文尚书》,比伏生的多出二十五篇,引起学者的怀疑。后经过历代学者考释,证明在通行本中,不仅《古文尚书》全系伪作,连《今文尚书》也有部分伪作。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尚书》,是两者的合编本,共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中的真伪,简单的鉴别方法就是今、古文篇目均有的三十三篇是真,其余的都是伪造。需要说明的是,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汉代时是二十八篇,后人将有的篇目分为两篇或三篇,因而篇目也就比原来的增加了五篇。

《尚书》按朝代分篇,计有《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其内容以记言为主,可分为六类:(1)讲述帝王事迹:如《尧典》;(2)记载典章制度:如《禹贡》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志;(3 )议论国家政治:如《洪范》是箕子为周武王论天地之法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4)誓师词:如《牧誓》为周武王出师誓言;(5)策命:如《文侯之命》是周平王封晋文侯为方伯的命令;(6)诰:如《盘庚》是商王对臣民的训话等。由此分类可见,前三类为历史记载,后三类则为文书档案。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重大的作用。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一件大事,在当时遭到举朝上下的一致反对,盘庚为了迁都,先后发表过三次讲演,反复说明迁都的原因,劝告群臣必须服从王命,告戒人民应当听从他的命令,否则会带来危险。《盘庚》篇就是这样三次讲演的记录,它不仅反映了迁殷前后臣民的不安情绪,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情况。虽说是政治文件,但却成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从流传下来的这二十八篇《尚书》来看,都是反映当时政治、社会等状况的重要文件。这说明,孔子在整理《书》时,是花费了一番排比抉择的功夫的。

孔子编纂《尚书》的主要目的一是用作自己“为政”或辅佐别人“为政”的参考书,二是用作教授弟子的教材。据说孔子求《书》时,共搜集了三千二百四十篇,时间从黄帝的玄孙帝魁到秦穆公,各个时代的都有,内容既有政治文件,也有许多神怪巫祝的故事,还有大量重复的部分。孔子对此加以删削整理,经他“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ix] ,删去其中的繁琐和神秘怪诞的成分,按照朝代顺序,编次其事,汇为百篇。这就使原来内容杂芜、次序凌乱的上古史料变得“坦然明白,可举而行”[x],成为一部贯穿民本、德治思想的档案文件汇编。

关于《尚书》的编纂体例,章学诚认为“因事命篇,本无成例”[xi],郭沫若则认为系由“七零八落的公文汇集而成”。我们认为,《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档案文献汇编,是有一定的编纂体例的,其编纂方法一是按档案形成者的时代顺序为先后,二是按照原来各篇的文体形式,将其分别归为典、谟、训、诰、誓、命等“六体”。孔子在整理《尚书》时,将两种方法有机地运用到每篇材料的处理之中。我们知道,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散篇流行于世,并经常为人所引用,但当时只称《书》名,而不称篇名,如《论语》中直接提到《书》的有三处,均称《书》而不称引篇名,说明当时虽已有集成的《书》,但篇名未定。孔子在整理《书》时,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和编纂方法,对流传于世的数量众多的《书》按先后顺序进行编排整理,并对精心挑选出的各篇,根据其文体与内容,分别命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尚书》(《今文尚书》)。

4、《春秋》的编纂

在孔子以前,《春秋》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早已出现。在西周时期,只有周天子有权设置史官,记载历史,各诸侯国的历史只能称之为“志”,即所谓的“四方之志”。但是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情况发生了变化。各诸侯国先后设置了自己的史官,记载史事。其记载形式也不再局限于官方文书形式,而是按年代以及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加以记载。这种史书,在晋国称为“《乘》”、在郑国称为“《志》”、在楚国称为“《梼杌》、在鲁国即称之为“《春秋》”。孔子12岁时,韩宣子就在鲁国看到过《鲁春秋》。《国语·晋语》中记载晋悼公得知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召其为太子傅,教太子习《春秋》。此外还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等,可见《春秋》是当时各诸侯国史官所记之史的通用名称。

孔子作《春秋》,大概是在他周游列国之后。《孟子·滕文公下》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孔子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为维护礼法,“修王道”、“正名分”,遂决定编纂《春秋》,以“使乱臣贼子惧”。孔子以鲁国的历史为基础,参考了一些“周史记”,同时兼及各国史实,修成了流传至今的这部《春秋》。《春秋》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共242年的历史,内容侧重于征战、会盟、朝聘等政治活动,以及当时的天文、地理、婚丧、城筑、土田等情况。

孔子编纂《春秋》,利用了大量当时可见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列国史记。孔子在编纂《春秋》一书时,是有自己的义例和原则的。其原则为“据鲁”、“亲周”、“故殷”。即以鲁国历史为线索,以尊奉和维护周王室的统治为主导思想,兼顾追溯殷商的历史。基于这一原则,他在史料的选择上又规定“常事不书”和“详内略外”的编纂方法。就是说,所记之事,必须是具有重大意义,足以稽考时事之变迁者。如果事情与大局无关,虽大不书;而重点所在,虽小必记。如周天子的号令事实上早已不能通行,而《春秋》每年仍旧书上“春王正月”,表示“春”为岁首,“王”为天下之共主,“正月”则是一切政教之始。这就是所谓的虽小必记;又如鲁惠公死了,鲁隐公违反继承法立为鲁君,《春秋》在这一年就只写上“元年春王正月”,只字不提鲁隐公继位之事,表示他不配做鲁君,这又是所谓的虽大不书。

孔子在《春秋》的编写过程中,对于用辞也非常讲究。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同样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等等。孔子的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方法,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

在“约其辞文,去其烦重”[xii]的编纂工作中,孔子还按照其“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决定对史料的取舍。《春秋》一书记载了许多自然现象的变异,如日食、月食、地震都记载得十分清楚。但在记载这些灾异时,并没有人为地加上神秘色彩,也没有将自然现象与人事牵连在一起。

孔子之作《春秋》,就内容而言,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的历史,就体裁而言,是一部编年史书,不同的是,孔子在修《春秋》时,将他的政治观点加了进去,即所谓的“其义则兵窃取之矣。”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是“修正道”、“正名分”,在修书时他“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部书完全是孔子的定论之作。所以孔子自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乎?”

孔之编纂《春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修史的先河。孔子《春秋》的编纂方法,亦为后世治史者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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