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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编研工作源流考辨之二
作者:新密市档案局  更新时间:2017-5-31

二、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县)。他生长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太史令。汉代太史令的职务,主要是管理国家典籍,还要精通天文历算、通晓古文经传和诸子百家学说。正如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集毕集太史公”[i]。有了这样好的条件和环境,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积累了多方面的知识,为日后继承父业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广见闻,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二十岁起开始徒步游历名山大川。据其《自序》所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凝,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以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远游,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在游历中,司马迁除了纵观山川形势风土民情以外,还考察了历史遗迹,采集了大量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所谓“上会稽,探禹穴”,便是到了浙江会稽山,探访了传说中的夏禹遗迹。司马迁“北涉汶、泗”,到了孔子出生地后,盘桓良久,体会到了孔子教化感人之深。特别是在彭城、丰、沛一带漫游时,司马迁深入探访了汉初的史迹,他不仅从民间得知了汉高祖刘邦在乡间好酒色的故事,还对这些人屠狗卖缯的生活,作了仔细的调查,参观了萧何、曹参、樊哙等的葬地,掌握了大量极丰富的实际资料。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登泰山举行封禅大礼。司马谈因病未能成行,赉志以终。临终前,交待司马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ii]司马迁垂泪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即元封三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这一年他38岁。

司马迁当上太史令以后,有机会饱览 “石室金匮”之书,也就是皇家藏书库中所藏的各种典籍文书和档案资料,这对他“悉论旧闻”的工作无疑具有很大的便利。但是司马迁刚任太史令时,并没有马上着手于史书的编纂,而是受汉武帝之命,主持了“太初历”的制订。汉初建国后,一直沿用秦的《颛顼历》,以致出现很多混乱。太史令的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历法,司马迁继任后,上书建议对现行历法进行修改。于是汉武帝便命司马迁主持修订,司马迁与十数名历法家经过努力推算,制定出一个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即《太初历》,亦即今天通行的“夏历”(农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历工作结束以后,司马迁就开始了他的伟大的写作计划,这一年,他42岁。过了五年,他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说了几句直话,触怒了武帝,以为他有意诽谤李广利,[iii] 替李陵开脱,便把他逮捕入狱,判处死刑。按照汉律,判处死刑者,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纳钱赎罪,另一种是受“腐刑”。前者司马迁办不到,“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iv] 在这种情况下,要活下去,只能接受“腐刑”。对此奇耻大辱,司马迁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著作尚未完成,“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想到许多古代前贤,都是在逆境中发愤著作:“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v] 为实现平生的著作理想,司马迁遂决计以古先贤为榜样,“受极刑而无愠色”,……到天汉五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令。汉中书令名义上地位比太史令为高,实际上只是“闺阁之臣”,与宦者无异。这种处境,使司马迁常常感到一种耻辱,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vi] 但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够继续他的著作。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他在给友人任安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著作已经基本完成的消息:“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绐,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vii] 这时他大约五十四、五岁。此后,他的事迹就无从查考了,卒于何年也无从确定,大概逝世在武帝末年。

2、《史记》一书的材料来源

司马迁《史记》完成以后,全书“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记事内容,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无论其涉及时代之远,包含范围之广,史学价值之高,艺术影响力之大,《史记》都是空前的。司马迁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贯通古今三千年的伟大著作,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掌握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材料来源,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利用当代与前代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我们知道,自西周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官方档案文书的收藏与保管制度,周代的太史、秦汉的太史令的专职之一就是负责保管“石室金匮”中所典藏的档案文书和国家典籍。在诸侯争霸的战争年代,战胜的一方也十分注重对典籍的搜集,如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悉内(纳)六国礼仪”[viii]。到了天下并起亡秦时,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ix] 这一类的档案公文材料,均属秘藏,非一般人所能见到,而司马迁因职务关系,在撰写《史记》时,充分地运用了这些材料,尤其是有关秦汉之际的历史,许多内容都是依据档案材料写成的,如《曹相国世家》、《樊哙列传》等所记战功,若是没有档案材料可资依据,要写出那样精确的数字是很难想象的。又如《三王世家》就曾全录封策原文,保存了“汉廷奏覆颁下施行之式”。

二是广泛收集、充分利用各种图书文献。汉代建国之初,十分留意于图籍的收藏。汉武帝也十分喜欢搜罗图书,曾数次下令全国,征求图书,并在宫里设了几个藏书的地方。经过历朝最高统治者的访求征集,汉皇家书库得以大大充实起来,即所谓“天下遣文古事,靡不毕集”。这些书籍,按司马迁的话来说,是“六经异传”、“百家杂陈”,数量绝非郑樵“七、八种”所能包容得下。凡《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图书,除晚出者外,汉武帝时期的皇家书库中应当都有收藏。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对这部分图书,具备利用上的诸多便利。此外,司马迁还十分注意对各种图书文献,包括野史杂记之类书籍的搜集。从司马迁《史记》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到他大量利用图书文献的踪迹,如《大宛列传》中有“《禹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是司马迁读过《禹本记》、《山海经》之证;又《卫世家》“赞”称“余读世家言”,说明时有《世家》一书;又《伯夷列传》开头便提出“其传曰”来总起下文,可知司马迁当时是看到伯夷、叔齐的旧传后才动笔写作的。由此可知司马迁除了充分利用了档案材料外,还将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典籍甚至是杂书野史,作为自己撰写著作的材料基础。

三是重视运用亲身见闻和实地调查的材料。这种由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其价值往往胜于有形的文字记载,它不但可以补充文字史料的不足,订正记载中的谬误,而且可以加深对真实历史的了解程度。如司马迁初到淮阴时,听人家说:韩信年少时,志向很大,他母亲去世时,虽无以为葬,却不顾一切寻到一处墓旁可住万家的葬地。司马迁听后,就亲自去参观了韩信母亲的坟墓,而后信其言不虚,加深了他对韩信的认识。如在丰、沛等地游历时,司马迁实地调查了汉高祖刘邦起事前的活动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吕公迁沛时,客人出不到一千贺钱的,便坐堂下,刘邦诈言贺钱一万,其实不名一文;刘邦服役咸阳时,别人都出三钱,萧何却出五钱,所以后来以萧何为第一功,封赏最厚等等。这些材料,决非官方文书档案所能记载,只有通过实地调查与征集,才能得到这些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司马迁将这些材料运用于人物传记写作,使得秦汉之际的人物能够写得栩栩如生。此外,司马迁在游历时,留意考察名山大川、军事要隘形势,所以《史记》中有关秦汉之际大小战役的描写,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正如顾炎武所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x]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叙述战争形势,与他在游历时期的细心观察、调查是密不可分的。

司马迁在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后,并没有为材料所役,随便征引采用,而是经过认真仔细的比较、考订与审核,决不轻信轻用,即使是官方档案也是如此。对古书上所记的怪异之说,更不随声应和。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处理史料上的严肃详审的态度,所以《史记》才为后人一致公认为“实录”。

3、《史记》对档案编研工作的启示

司马迁的《史记》是在研究古代所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剪裁熔铸,著成《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运用本记、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例,把上下三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历史、人物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人文地理、风土民情有机地融会在一起,相互配合,互为补充,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郑樵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xi] 清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xii] 这都是说司马迁创立的这种全新的纪传体编纂方法,对后世史学家的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档案编研工作也可以从司马迁《史记》中得到处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广泛搜集材料,审慎取舍,注重历史真实性。前已提及,司马迁十分注重对材料的广泛搜集,其所搜集的材料包括许多先秦经籍和秦汉之际某些人写的著作,司马迁在写作时,大量采用了这些资料,但是他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并不是原搬照录,而是经过仔细的爬梳剔抉,并对照他从实地考察得来的材料排比鉴别,最后用生动的语言连缀成篇。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些“放失旧闻”、“《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经过司马迁的考订与整理,就成为较可靠、系统的内容。

二、贯通古今,条分缕析,按照编撰目的形成系统化的编撰体例。要把经过精心挑选的大量材料组织成篇,就要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对其进行编排整理,这就是编纂的体例。司马迁在撰著时,采用了五种体裁:“本纪”是年代的标准,从五帝至汉武帝,各依时代为先后。“表”是全书的纲领,从《三代世表》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也是依时代先后编列的。它和本纪互为补充,彼此对照。“世家”与“列传”主记人物活动,前者多为纪传合体的国别史,后者为各类人物传记。“书”是关于风土山川名物制度的记述。五种体裁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如“纪”与“传”是构成全书的经纬,“纪”以时代先后叙述帝王活动,“传”以人物记载为主,分别组织安排材料,相辅相成,使全书组织系统条理,秩然不紊。

司马迁对每一种体裁中有关材料的处理,也经过了精心的通盘筹划。如列传七十篇,份量占全书的绝大部分,材料最多,处理难度也最大。司马迁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秦相商鞅、魏公子无忌等,均单独列传。对行事相类的人物,则合为一传,如刺客、循吏、酷吏、儒林、游侠、佞幸、滑稽、日者、货殖等列传,即为类传。还有二人或三人的合传,或按身份划分,如《管晏列传》因管仲、晏婴同是齐国的良相而合为一传;或由学术相同而合,如《孟轲荀卿列传》中孟子、荀子同为儒家而合为一传;或据其行事特点而合传,如《屈原贾谊列传》便取其有共同的心境和遭遇而合传等。每一种安排,均有其独到的见解。对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将道家老子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合为一传的做法,后世很多人不能理解,以为是司马迁自毁体例。其实,对这一点,司马迁在书中交待的很清楚,他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又说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xiii] 这就指出了法家之学,是原于道家,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成一传,是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看问题的。高度地体现了组织史料的系统性。

在对具体材料的编排上,司马迁也十分审慎。若遇一段材料,即可以放在甲篇,也可以放在乙篇时,就要反复斟酌,衡量轻重后再决定取舍。如《尚书洪范》,相传是箕子对周武王讨论“天人之道”的一段话,照理可以收入《周本纪》,但司马迁在《周本纪》只提到“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天道”,而没有举出问答之辞。这不是他不采《洪范》,而是将《洪范》全文收入《宋微子世家》,因为宋国是殷代后裔的缘故。由此可知,司马迁对材料的处理,是经过了认真的推敲考虑的。对已经放在某篇的材料,遇着与此有关联时,便采用“互见”的形式予以提示说明。如《秦始皇本纪》说:“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孝文本纪》说:“事在吕后语中”;《萧相国世家》说:“语在淮阴侯事中”;《绛侯周勃世家》说:“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等等。这一类“事在某篇”、“语见某篇”的交待,通篇尽见,这种“互见”方法不仅避免了各篇间的重复记载,节省了不必要的繁文,而且易于读者将全书作为有机整体阅读理解。司马迁在材料处理上所具有的系统缜密的方法值得借鉴。

三、实事求是,疑则存疑、疑则阙焉的科学态度。司马迁在对材料的处理上,无论是书面材料,还是亲自调查到的见闻,从不率尔轻信,而总是经过一定分析鉴别的。他对传说中的“五帝”的世系,就曾将书面材料同实际调查的材料放在一起,进行详细的考察,而以“不离古文者近是”作为结论。[xiv]对于那些不能确定的记载,他绝不武断,不曲解,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疑则存疑。如关于老子这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在汉初已经弄不清楚。司马迁在修《老庄申韩列传》时,将当时几种不同的说法,用“或曰:……”,“或……”的形式加以载录,最后用 “世莫知其然否”的怀疑口吻来表明自己也不知道,并不因为自己有所不知而强取一说,作为掩饰。对于墨子的时代,司马迁因不能肯定,就说:“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xv] 这一类写法,都是采用阙疑的方法,兼采众说,留待后人判断。

对于那些传闻异说,司马迁的态度更为审慎,“神农以前,吾不知已”[xvi],自己不知道的,就不随便写;“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xvii],古书所记的奇谈怪物,未经过考证,也不随声应和。司马迁还注重对史料的考证鉴别,如对“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的历史,他经过认真的考证,认为“其实不然”,“武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及至犬狨败幽王,“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xviii] 这便论定了周居洛邑,是在幽王以后。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的编纂原则和方法以及实是求事的科学态度,为今天的档案编研工作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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