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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编研工作源流考辨之六
作者:新密市档案局  更新时间:2017-5-31

六、历代诏令奏议的编纂

1、诏令的编纂

诏令是以封建帝王名义发布的文书,是封建王朝的正式政治文件,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一般的史籍如实录、国史等因限于篇幅不可能全载,因此,就使得诏令这一重要的官方档案文件不仅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且还有散失亡佚的危险。如两汉时期的许多未收入史书的诏令到南北朝时就已经很难收寻了。北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宋绶“以文章名世,朝廷典册,多以属之”,因负责起草诏令典策,故十分留意搜集唐代的诏令文书。其子宋敏求官至史馆修撰,参与修撰《新唐书》,对唐代史事十分熟悉,将其父搜集的唐代诏令分门别类编纂成书,名《唐大诏令集》,是为我国第一部诏令类档案汇编。

《唐大诏令集》共一百三十卷,按内容分为帝王、妃嫔、追谥、皇太子、诸王、公主、郡县主、大臣、典礼、政事、蕃夷等十一大门类;每一门类下按问题或文体分为若干小类,如帝王门下分:即位册文、即位敕、改元、改名、尊号批答、尊号册文、册尊号赦、痊复、遗诏、遗诰、谥议等。如政事类下分为:礼乐、经史、刑法、颁历、恩宥、时令、建易州县、修复故事、官制、举存、按察、褒劝、求直、崇儒、制举、贡举、备御、营缮、禁约、诫谕、休假、田农、赋敛、平粜、财利、道释、祥瑞、医方、收痤、禁固、杂录、慰抚、招谕、讨伐、舍雪、购募、平乱、诛戮等38个小类。录入《唐大诏令集》的每一篇诏令均拟有题名,有的为原诏令文中所有,有的是根据内容重新拟制的,如“太宗即位册文”、“贞观三年藉田册”、“命姚崇等北伐制”等皆是。

收入《唐大诏令集》的诏令文书总数约六千余篇,从编纂体例及所列类目中即可看出其内容之丰富,举凡帝王即位、改元册封、官吏任免、奖惩褒劝、工程营造、农田赋役等无不齐备,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的极为详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唐有天下三百年,号令文章,粲然明备,颇足资考证。”由于新、旧《唐书》在编纂时所收诏令有限,或有的干脆不录,而《唐大诏令集》则有文必录,收载了很多诏令文件,弥补了史籍记载的不足和失误。故史料价值尤显重要。如关于《晋书》的修撰年代,《旧唐书》的房玄龄、令狐德芬传都说是贞观十八年,而《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则明载是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再如唐敬宗(李湛)实为宦官所杀,两《唐书》均语焉不详,而《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四《江王下教》却记载了事实的真相。

《唐大诏令集》一向只有传钞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五中说:“其书世无刊本,辗转抄传,讹误颇甚,中阙卷第十四至二十四卷、八十七至九十八,凡二十三卷,参校诸本皆同,其脱佚盖已久矣。”清光绪年间,南浔人张钧衡根据明钞本雕版刻印,收入《适园丛书》。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据北京图书馆所藏顾广圻校旧钞本,用适园本校勘印行,是较好的本子。

继《唐大诏令集》之后,又有《两汉诏令》、《宋大诏令集》的编纂,这两部书的编纂特点各不相同。《两汉诏令》为林虑所编,其中的诏令文件并非取自汉代档案原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先是,虑以两汉文类所载诏令阔略,乃采括纪传,得西汉诏令四百一篇,以世次先后各为一卷。”其编排体例是按帝王世系前后为次,每一帝的诏令文件再按时序依次排列。对于所选诏令文的出处,编者不时加以注明,如文帝诏中:《击匈奴诏》(三年五月见《匈奴传》);《策贤良文学士策》(当在十五年九月见《晁错传》)等。具体的选取标准为:凡直叙其事,不载辞令者不录;凡直书其事。别无训词者不录。即视其文是否为诏令原文而定,是诏令原文则录,不是原文而只是诏令内容的记叙者不录。如《纪》载“建元元年秋诏曰:‘征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此类不录”。又如“建武六年免为庶人”、“十五年六月检檄垦田”皆不录。

南宋宁宗时人楼昉,以林虑之书仅有西汉而无东汉,故采缀东汉史籍所载有关诏令,依前者体例续补其书,书成,与林书合为一编,题名“两汉诏令”。书前载宋翰林学士洪咨夔所撰《总论》一篇,叙述两汉诏令的名称、形式、传递方式等。《两汉诏令》材料选自三史,非汉代档案原件,但在汉代档案原件早已散佚,而三史所载又过于分散的情况下,编者将有关的重要档案文件按年月时序辑录在一起,为研究者提供的极大的方便,这在档案编纂方法上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与前两书皆不同的是,《宋大诏令集》为宋人所编,其所选取的材料全部来自档案原件,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档案文件的汇编。《宋大诏令集》是在北宋各朝历次所编诏令集的基础上产生的。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整理、编纂当代史,朝廷中设有专门史官,分别编纂国史、实录等书,陈傅良在《建隆编·自序》中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三朝以上,又有宝训。”[i] 其中的敕令、御集、宝训之类即为诏令类文书的汇编。如宋真宗咸平元年,命有司编有《敕书德音》;徽宗大观元年编有《诏令》。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神宗御批》、哲宗《元佑诏旨》、徽宗《大观诏令》等;《郡斋读书志》载有汪藻编的哲宗《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直斋书录解题》也有李邴的《玉堂制草》等。这些都是《宋大诏令集》的材料来源。

《宋大诏令集》原书不著编者,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推断,该书系宋绶的子孙在高宗绍兴年间编纂的。该书原有二百四十卷,共收诏令三千八百余篇(缺卷无目不计)。今缺七十一至九十三,一O六至一一五,一六七至一七七,共四十四卷;现存一百九十六卷;内容起自宋太祖建隆年间,终于徽宗宣和年间,分门别类,按年月编次,现存十七门,其中以“典礼政事”两门类内容最多,“政事”一门下分五十余类,类下再分目,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向来只有钞本,且很稀少,《四库全书》亦未著录。1962年中华书局据北京图书馆藏本校排付印,始为世人所见。

2、奏议的编纂

诏令作为封建王朝颁行的正式文件,无论是其内容、修辞或传达方式都很正规,即所谓的官样文章。这些材料固然是史家修史的重要来源,但与平日帝王与群臣之间讨论处理政务的谈话或大臣议政的奏章等相比,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有关朝廷议政、大臣奏章类档案文献的编纂,最早的有唐初吴兢所编《贞观政要》。

吴兢唐中宗时任史馆修撰,撰《则天实录》。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哀的转折时期,朝臣弄权,结党营私,社会危机的日趋加重,吴兢目睹这种状况,感到有必要编纂一部可资“治鉴”书籍,提供给当朝统治者不时“省览”。吴兢认为,致治之法,无需远求,唐“贞观之治”即足供借鉴。只要能“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ii] 因此,他把贞观年间(627—649年)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等四十多位大臣论政的问答,臣下的谏诤奏疏,以及政治上的决策,制度上的设施等等,“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编成《贞观政要》一书。

《贞观政要》全书十卷四十篇,正文八万字左右。篇幅不大,内容却十分广泛,大凡唐太宗当政以后,与大臣们论及治国安邦的言论设施,全都辑录在案。编纂体例以问题分类,如君道、任贤、纳谏、鉴戒、道德、修身、慎终,等等。每一篇集中说明一个问题,将君臣议论辑录一处,如关于君与民的关系,引唐太宗教诫太子语,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iii] 对于大臣们的批评劝诫之词,只要有警示作用者,亦尽量采录。如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宛官司多被责罚。”魏征当即上书批评道:“陛下今幸洛州,城廓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这篇奏疏被吴兢全文收入书内。又如在《慎终》篇中,吴兢全文收录了魏征在贞观十三年所上的《十渐不克终疏》,在这篇奏疏中,魏征把唐太宗晚年政治意气哀退,生活放纵奢靡的变化,一一列举了出来。这说明吴兢在选材时并非只是简单地排比辑录,而是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历史观点。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治言论摘录的汇编,主要材料为君臣议论和大臣奏疏,间或有编纂者自己“撮其旨要”的叙述与议论,因而尚不能算是单纯的档案汇编。

唐代名臣文士编纂文集之风渐盛,据《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所载,唐人文多达五百余部,这些文集主要收录集主的诗词歌赋,也有些文集收录了不少的章奏文书,如《白居易集》中就有《论和籴状》及其起草的制书《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等,如《韩昌黎集》后三十卷中有其任官时期所写的表、状等。也有一些唐人文集专门辑录集主的奏疏表状类政务文书,如陆贽的《陆宣公奏议》、权德舆的《权载之文集》、魏征的《魏正公文集》等等。这些集子的作者,都是参预国政的一朝重臣,他们在政务活动中形成的奏疏等文书,成为研究历史的直接史料。《陆宣公奏议》就是一部个人文集形式的奏议汇编。

《陆宣公奏议》又名《陆宣公翰苑集》、《陆宣公集》,作者陆贽,苏州嘉兴人,唐代宗大历年间进士。德宗时为翰林学士,参与机谋,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时虽非宰相,但朝廷决策大事,皆决于贽,时人称为“内相”。为人耿介正直,敢直言进谏。死后谥号“宣公”。唐宪宗时礼部尚书权德舆非常推崇陆贽,对于陆贽的奏疏表章,他认为有必要加以重新编辑成集,“俾后之君子览公制作,效之为文为臣事君之道。”

《陆宣公奏议》二十二卷,全书收录其章奏文书一百三十七篇。按文体分类,计分为制诰十卷,八十二篇;奏章六卷,三十二篇;中书奏议六卷,二十三篇。每篇文章前都有编者所撰的简略提要,或介绍文件背景,或提示文件内容要点,如《奉天论当今切务状》前,编者谓:“德宗问贽当今切务,贽以向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此奏。”也有说明前后文之间的联系的,如《奉天论前所答奏未实行状》,编者按:“前状即奏,旬日上无所施,贽又上此奏。”此类文字,有助于读者对这些奏疏文章的理解。

陆贽奏议内容,涉及范围极广,凡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决策的制定,官吏奖赏惩诫、社会抚恤振济等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等,均有反映。是研究中唐历史的重要史料。因此,此书刊行之后,立即得到重视。宋哲宗时,苏轼等就把《陆宣公奏议》进奏给皇帝,称该书“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用尽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宋徽宗时,曾巩曾上奏“乞观《贞观政要》、《陆贽奏议》”,称其奏书为“虽一代文章,乃百王之龟鉴”。因此。《陆宣公奏议》自刊出后,宋、元、明、清历代均有刻本流行,版本多达十几种。

在《贞观政要》、《陆宣公奏议》等书可为“致治之鉴”的直接影响下,宋代人编纂奏书集者为数甚多,有专载个人奏议文章的奏议集,如范仲淹《政府奏议》、包拯《包孝肃公奏议》、刘世安《尽言集》等;有收入名臣文集中的奏议,如《范文正公集》、王安石《临川集》、曾巩《元丰类稿》、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李纲《梁溪集》等;还有汇编有宋一代群臣奏议为一编的奏议总集,如吕祖谦的《国朝名臣奏议》、李壁的《中兴诸臣奏议》、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等。赵汝愚所编《国朝诸臣奏议》起于太祖建隆,迄于钦宗靖康,收录了北宋一代群臣奏章文书约一千余件,分十二门,一百一十一类,并仿唐人之法,每篇奏议均拟制标题,并于各篇之末,附记有关介绍类文字,以便查考。李壁所编之书,则限于建炎以来的南宋,故书名冠以“中兴”字样。两书前后相接,将宋朝历代名臣奏议分门别类加以收录,对考察宋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朝政纷争、社会情况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清两代,奏书的编纂规模进一步扩大,种类亦较前代有所发展。除个人奏议专集和汇集一朝的奏议总集外,又增加了总汇历代奏议名篇的《历代名臣奏议》和《经世文编》这两种形式。

《历代名臣奏议》系明成祖永乐十四年黄淮、杨士奇奉敕编纂。全书三百五十卷,采录的奏文,远自殷周,近至元代,总数约九千余篇。该书所选奏议,虽非直接来自原始档案,是从史书、文集中辑录出来的,但其所汇辑内容极为广泛,实为考稽历代典制的重要史料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该书“自汉以来,收罗大备,凡历代典制沿革之由,政治得失之故,实可与《通鉴》、三通互相考证。”此说并非过誉之语。如南宋后期与元代之奏议,史籍多失载,而唯可见于此书。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前后达三十余篇。又如元大德年间郑介夫上书,陈一纲二十目,均为政治社会问题方面的直接史料,而《元史》中根本无此二人传记。其奏文赖此书才得以幸存。

《历代名臣奏议》的编纂体例,系按类分为六十四门:君德、圣学、孝亲、敬天、郊庙、治道、法祖、储嗣、内治、宗室、经国、守成、都邑、封建、仁民、务农、田制、学校、风俗、礼乐、用人、求贤、知人、建官、选举、考课、去邪、赏罚、勤政、节俭、戒欲、慎微、谨名器、求言、听言、法令、慎行、赦宥、兵制、宿卫、征伐、任将、马政、荒政、水利、赋役、屯田、理财、崇儒、经籍、图谶、国史、谥号、褒赠、礼臣下、巡幸、外戚、近习、封禅、灾祥、弭盗、御边。编者在编纂此书时,每一奏文前均加有编者按语,用以说明有关情况,或议论,或简括、或介绍等,以便于读者理解原文;其编纂分类较细,便于读者寻查,但由于事实上奏文一般内容较为繁复,往往数事并论,分类过细,强行归属某类,易致措置失当之弊。此外,该书中每篇奏文均不加标题,文末也不注明出处,对查找、引用该书所选奏文也造成了不便。

该书编成后,只有内廷刻本,印制了几百部,以后未重刻,故少流传。明隆庆年间,欧阳一敬与魏时亮二人就本书合编一节要本,称《历代名臣奏议集略》,共四十卷。崇祯年间张溥删正原书,刊行一种节要本,共三百一十九卷。两种节要书将原书割裂删节,损失不少。现有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钞本所印影印本。

清代奏书的编纂较盛。大臣的个人奏议多编入文集,仅见于《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的文集总数即高达四千余部。清代汇编历朝奏议的总集也很多,汇集历代奏议的有曹荣本的《奏议稽询》、赵承恩的《历代名臣奏议选》、乾隆敕纂的《御选明臣奏议》等。汇集本朝诸臣奏议的则有《皇清奏议》、《皇清道、咸、同、光奏议》等。

3、《明经世文编》

除专门的奏书集之外,明代还有一种集有关的议政文章、奏疏于一体的汇编,名为“经世文编”。“文编”本为会萃一代文章名篇的一种编纂形式,一般以收录文章诗赋为主,取材亦以词藻是否华美为准,如《唐文粹》、《宋文鉴》等。而“经世文编”的选材侧重于“经世致用”,其中议政的文章、奏疏占绝大部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朝末年,陈子龙等人鉴于当时“南寇北奴,日益博大”,而一般士大夫抱残守缺,所学无济于世,遂“搜择巨文,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上自洪武,迄于皇帝改元,辑成经世一编”,意欲起到“上备一代之典,下以资后世之师法”[iv]的作用。

陈子龙等所编《皇明经世文编》全书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其编排体例是以人为主,以时世先后为序,文从其人,人从其代。一人之文,前列代言,次列奏疏,又次尺牍,再次杂文。卷首列有作家《姓氏爵里总目》便于查找。内容涉及有时政、礼仪、职官、军事、形势、边防、马政、军务、赋役、刑法以及农事、海运、水利、财政、科举、谏诤等各个方面,而以明治乱,详军事为主。材料的搜求较为广博,很多材料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如关于“防辽”等部分,可以考见满族入关前情况,而清初所修《明史》等书中有关史实或隐讳不载或多有窜改。是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该书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代被列为禁书。有云间平露堂刻本,今有影印本。

清代十分重视经世文的编纂,并形成一定规模。道光年间,在贺长龄主持下,由其幕友魏源选录“存乎实用”的名家奏议,分类汇辑成编,名《皇清经世文编》。全书计一百二十卷,收录自清入关至道光初年的奏议文章二千三百余篇。该书编纂体例,不取《明经世文编》以人为主方式,而是按类划分,全书共分八纲: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纲下分目,总计六十三目。如户政下分:理财、善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十三目。由于编者魏源为清末著名思想家,对历史及现实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在编辑此书时,无论编纂体例还是材料的取舍,均有其独到之处,如在选材上,注重体现“经世致用”原则,除名臣奏议外,还选录了大量官方文书、论著、书札等,内容十分充实,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史料。该书正文前编有“姓氏总目”,简介入选各名家的经历及作品,以便查考。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又有《皇清经世文续编》的刊行。该书系葛士俊仿《皇清经世文编》体例,辑录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名臣奏稿、文章而成。全书一百二十卷,收文一千三百六十八篇。其特点是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增加了许多诸如洋务、边疆、关厘、开矿等新类目。其后又有张鹏飞《皇朝经世文补编》、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编续集》、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麟《皇朝经世文三编》、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佚名的《增辑经世文统编》、求是斋主人的《时务经世分类文编》等等。有清一代对“经世之文”的汇编可谓是蔚为大观,而且这种汇编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比较系统地保存了大量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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