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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方寸 大千世界     ——谈谈父亲田家英的印章
作者:新密市档案局  更新时间:2018/9/4

父亲田家英的遗物中,除了书籍,清人字轴,还有近百枚印章,都是他的自用章,有名章、收藏章、闲章。

这篇文章,我想专门介绍一下父亲的印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性情,他的志向,他的理想。

父亲最早的印章,是一进北京城就有的,因为1950年他读的书上盖着“郑昌”和“郑昌所读书”,没有印泥时,甚至用蓝墨水儿涂了盖。应该说,这两方印都较拙劣,但透着他从那么早就喜欢传统文化的东西。

父亲原名曾正昌,“郑昌”是正昌的谐音。我想,进了北京,住进中南海,转瞬间的变化,父亲一定思绪万千,他忘不了自己来自南国,家乡是四川。父亲生在双流县永福乡,1岁时随父母到成都,16岁以前从未离开过。成都是孕育他成人和最早有了思想的地方。他有多方“成都曾氏”“曾氏藏书”印,而从不称自己为“田氏”。还有一方布币形式的印,印面为“华阳”。据《舆地广记》记载,“昔人论蜀之繁富曰:地称天府,原号华阳。”华阳原是古蜀国的三都之一,今双流原与华阳县比邻,是曾氏祖上的繁衍地。

父亲是个典型的国粹,他从不穿皮鞋。1957年和历史学家黎澍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学术活动,他坚决不着西装。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穿上西装不伦不类,是个怪样子。他喜欢家乡的川剧,更喜欢京剧。所以文房一品的印章,小小方寸,大千世界,涵盖的文化信息深且广,父亲自然会喜欢上的。

     父亲最初为毛泽东主席管理印章,后来自己也钟爱上了印章。

听母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主席的两位大秘书胡乔木、陈伯达都兼任了宣传、新闻口要职,父亲成了毛主席的随身秘书。毛主席把处理来信来访的大事交给父亲主持。他经常替毛主席写复信、起草电文,还有联络上层民主人士和接待湖南家乡亲友等,可以说事无巨细。就连任免政府官员在委任书上加盖的“毛泽东”印章,也放在父亲手里。为了印章色泽纯正,父亲特意到荣宝斋选了一盒上好印泥,母亲还想出在任免书下放一画好的方格纸,以免钤盖得不正。作家叶永烈曾采访我母亲,文章题目竟然用了“掌玺大臣田家英”,就是听了母亲讲的故事。

我们对父亲做的大事知之甚少,可姐姐记得小时候一次在父亲办公桌边玩,拉开桌后小柜的抽屉,看到里边全是印章,父亲略带神秘地告诉她,这是毛主席的印章。知道了以后,孩子们就再也没有去碰过它。

20个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委托田家英为他筹建一个适合个人的图书室,并提出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史、哲类图书收齐。为此,父亲开始大量购书。有了书,自然想到“藏书章”,而毛泽东恰恰只在乎书的内容,至于版本,钤盖印章一类,并无大兴趣。

新近我看到《中国档案报》2017年12月22日中央档案馆杨继波的文章《毛泽东用印知多少》,说中央档案馆现保存的毛泽东印章共24方,其中名章18方,藏书章5方,闲章1方。另,毛泽东纪念堂存有5方;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存有1方等。

1995年6月,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旧居的图书全部交中央档案馆保管了,毛主席曾用过9方印章不难考证。然我还是不禁想到,这些印章是不是就是父亲办公室保存的呢。果然,2018年1月5日杨继波又发一文《毛泽东印章谁保管》,文中:“接交文据表明,移交到中央档案馆的24方毛泽东藏印,22方来自田家英,另外两方来自叶子龙。”

从印章边款可以清楚是何人所刻,但通过什么途径给毛泽东治印?读者还是很关注。我发现有的传闻不尽确凿,如吴朴堂的“毛氏藏书”,说是1963年毛泽东委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吴刻的,值得商榷。

毛泽东喜爱书法,寻觅法帖一类事宜,都是交田家英办理。1958年10月,田家英根据毛泽东书面嘱托“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那次从故宫借回20件法帖,包括明代解缙、张弼、傅山、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等多位书家的草书。之后在1961年、1964年又据毛泽东想读唐怀素和草书千字文的需求,两次组织秘书室同志到杭州、上海等地,收集了《三希堂法帖》《昭和法帖大系》,及王羲之(集字本)、智永、怀素、张旭、米芾、宋徽宗、赵孟頫、于右任的《千字文》30余种,将会客室、卧室的茶几、床头都放置了字帖,毛泽东很满意,但他从没有在法帖上加盖印章的习惯。正如杨继波文中所说,毛泽东用过的印章仅9枚,大多刻好的印章没有使用过。如果是这样,他会不会在1963年为治一方印,亲托陈叔通呢?

吴朴堂是西泠印社社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失业,陈叔通介绍其进入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古物整理部,发挥了其才干。他曾为国家领导人治印,我父亲恰和上海文管会负责人方行来往过从。父亲有几枚章即是吴朴堂所治,一方“田家英印”边款有“一九六二年二月朴堂刻”。据《毛泽东年谱》载,1962年2月24日,毛泽东带田家英到杭州整理七千人大会讲话。父亲随毛主席到杭州,抽空到上海买书是常有的事,此次是否托付吴朴堂治印已无考,但时间恰好对得上。由此推断,父亲通过方行请吴朴堂为主席刻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为田家英治印的还有钱君匋、沙孟海、方介堪、陈巨来、叶潞渊、顿立夫、韩登安、王个簃、方去疾,行内人知道,这都是篆刻大家。这些文化人多生活在南方,父亲最初是通过方行和浙江省文管会叶遐修联系的。然我母亲董边和逄先知也都有沙孟海治的章,说明来往多了,有的篆刻家和父亲的关系熟起来。

再一类,是收藏章,从印章内容可清楚印证,父亲所藏乃清代学者墨迹。若不是看到这些印章,还真不清楚他收藏的目标这么明确。

父亲自延安时立志写一部“清史”,始终未放弃想法。进京后,他发现清人信札、手卷俯拾即是,且没有太多人关注,而信札承载的史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之后,他把工资、稿酬大都用于购买文物了。辑藏品的年代自明末至民国初,有学者、官吏、书法家、诗人等500余人。

收集多了,鉴赏能力、欣赏品位也高了,便请人刻了多方收藏章。叶潞渊治“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藏书印”,规范的铁线篆,一丝不苟,功夫了得。齐燕铭1961年所治“家英辑藏清儒翰墨之记”,篆法质朴,工稳谨严,十分耐看。齐燕铭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我原来还很奇怪,以为政府官员都不太懂传统文化,没想到齐之治印堪称大家。原来齐燕铭是蒙古族人,出身没落贵族家庭,自幼玩金石篆刻,于书法、京戏无不精到。

再就是斋号章。斋号也属文人志趣。父亲幼年生活艰辛,但他的文人气质好像骨子里带的,12岁就发表文章,敢和一位老教授打笔墨仗,很早熟。

 父亲的斋名不止一个,有“无我有为斋”“十学人砚斋”,用得最多的是“小莽苍苍斋”。此名出自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附近的北半截儿胡同浏阳会馆居室斋名“莽苍苍斋”。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对劝其出走的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成,今中国未闻因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如此慷慨悲歌,何人能不为之动容?

父亲赴延安前作过一首《调寄如梦令》,其中有“休恋,休恋,我有河山重担”语,是去告别女友,却未见面,复杂交织的情感讴成了诗句。情感丰富的父亲一定认为自己与谭氏神交已久,除了敬仰,还有心灵上的共鸣,故而父亲将谭氏的斋号前冠一“小”字,以“小莽苍苍斋”为自己的斋名。

父亲的存印,“小莽苍苍斋”斋号印有十余枚,古籀、汉风、铁线,各种风格。方去疾的朱文“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字与字间打着篆隶书法常用的“朱丝栏”,极别致。边款:去疾制于木斋。先生原名方之木,故“木斋”。

沙孟海所治“田家英印”白文小章,十分用心,汉印味足,父亲常钤盖于清人信札。而钱君匋先生1963年1月所治铁线篆“家英用书”,则每每用于新购藏书。

 闲章是区别于姓名字号的一类印章,发端于战国及秦汉时的“吉语”“祝词”,自宋代的“诗词文赋类”印章出现,被视为闲章,明清后闲章内涵越来越丰富,可分“箴言类”“述志类”“纪年类”“寓意类”种种。直至今日依旧被书画艺术家钟情,为写意作品增加雅趣。

 然而,在父亲的闲章中,留下更多的是时代印痕。

 父亲的闲章有陈巨来所治“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方介堪所治“文必切于时用,理必归于马列”,更多是挚友梅行、陈秉忱所治。

还有从文物商店,甚至地摊儿上寻的古旧印章。如“活泼泼地”,印面很大,看着都开心,是不是父亲感觉符合自己的性格而取之,在我们眼里他总是“活泼泼地”。再如“将勤补拙,以俭养廉”,则讲做学问、做事情的道理。“苦吾身以为吾民”“常存敬畏”“且高歌”,表达民国时旧文人的精神,也算古为今用吧。

较有价值的一枚古章是清代何绍基自篆“实事求是”章。书法家何绍基打破了科举制以来形成并追捧的馆阁体,他用超长且细的羊毫毛笔书写,笔道抖抖颤颤,天然成趣,称“丑丑字”,与馆阁体相比,融进了书者的主观意念,更本真地表达了中国书法的意境,开一代美学标准之先河。何绍基的“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治学态度,是清代兴考据学流行于学者之间,以表示做学问要尊重和依照古本本义的严谨学风。之后,父亲又请沙孟海刻了一方古籀体“实事求是”,此章表达的则是共产党人的思想准则了。

父亲擅长借古语表达新意,或将古文白话,他得意的一对朱白文对章“文必切于时用,理必归于马列”,就是借用西汉儒学家董仲舒“文必切于实用,理必归于儒学”语,只改了两个字,赋予了新意。

早在延安时,物资困难,缺少油灯,田家英、于光远、曾彦修、许立群等年轻知识分子晚上常聚在一起摸黑聊天儿,自诩是“窑洞闲话”。那时大家就爱听父亲的古文白话解,通俗易懂,贴切风趣。例如,毛岸英选择的人生座右铭“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就是听了父亲解读《礼记·中庸》的一段,父亲告之其意:“除非不学,要学而没有学会,绝不放弃;除非不做,要做而没有做出成绩,绝不放弃……别人一遍学会的,我学一百遍;别人十遍学会的,我学一千遍。果能如此,即使笨人也会变为聪明人;即使弱者也会变为强者。”毛岸英深为中国古人的哲思所触动。

1956年,父亲为毛泽东起草八大开幕词,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成为经典,实际这句就是他对古语“满招损,谦受益”的发挥。

父亲的一方“风字砚”,砚底铭文“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他是1961年去浙江调查后写的。老子有“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句。再有父亲收存清早期学者朱彝尊一方玉兔望月砚,其砚铭“知其白,守其黑,葆我真,完吾质”。父亲引申其意,“守其白,辨其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做人的准则。可惜风字砚在“文革”中被抄。这方砚还是浙江林乎加书记陪他在绍兴寻的。

还有一类称“随形章”,是将篆书联句随其字形治成的印章。1963年,父亲集到一幅与邓石如同期的另一位篆书家钱十澜的“文翰之美高于一世,淮海之士傲气不除”联。父亲一贯讲“人不能有傲气,但不可没有傲骨”。其好友梅行也是侠义肝肠之人,有感于父亲的话,将下联“淮海之士傲气不除”刻一随形章。谁想梅行“文革”中被关秦城监狱,提审员的问题竟然由这方印章引起,问:“你们和谁有傲气?是和共产党吗?”此一时彼一时,“文革”早已翻过,现在想想提审员的问题也不无“道理”,党内的确有一些骨头硬从没有向错误路线低过头的人,在提审员眼里,这就是所谓的“傲气”吧。

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的一副篆书联“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父亲不仅爱其篆书中的金石味,更爱联句的意趣,“我的欢喜事,不是你的欢喜事;我的乐趣,不是你的乐趣;我心中自有别样之欢喜”。说来真巧,父亲后来居然在地摊上发现一枚“向上应无快活人”的旧章。“向上应无快活人”意寓努力向上要付出代价,正是做学问之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思想境界。这方闲章,父亲常钤盖书上。

还有两方“静谷十年”:一方是古章,一方是梅行所刻。“静谷”是父亲初进中南海时住的院落,离丰泽园仅100米远,最初他和胡乔木都住在这院,几年后,胡乔木搬到来福堂,父亲则一住十年。

古章“静谷十年”,椭圆形,上端盘魑龙纹,工稳的铁线篆,很有皇家味道。另一枚梅行所刻白文“静谷十年”,是1963年春节梅行初学刻章时所治。两方印章内容相同,却表达了父亲两种极其不同的心境。

第一方“静谷十年”,寓意1949年至1959年跟随毛主席工作在静谷住了整十年,这是心情愉快的十年,成长的十年。而第二方“静谷十年”,却是在心情低谷的1963年刻的。因1962年北戴河会议否定了包产到户的意见,毛主席认为田家英思想右倾,与他的关系产生了隔膜,自此一直不原谅他。

冬去春来,春节本是万家欢乐之时,父亲和梅行吐露的却是苦闷的心情,主席半年没有找他,他心里很委屈,但一想到本来就缺粮的老百姓,到了春上再遇青黄不接,调查时所见村上的困苦景象难以抹去,个人的这点儿委屈又算什么呢?父亲做毛主席秘书工作,一直以来他只有职级,没有职务,直到1961年,是邓小平举荐他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父亲和梅行说,官位有何意义,他甘为一介书生。支持包产到户他没有做错,还担待了他人。只是自己的一腔报国之志无所作为,禁不住吟诵出庐山会议后他做的一首七言诗:“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庐山风云使父亲第一次体会愧对了老百姓内心的纠结是怎样痛楚。谁料才三年,此景再现,压抑笼罩心头。父亲的真言,让梅行感慨系之,连夜刻就一方“京兆书生”,并将“惭愧万家百姓心”的诗句刻在了印章边款上。这首七言诗因此留了下来。

父亲人生的最后一枚章刻于1966年3月,两个月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最后一枚印章还是好友梅行刻的,梅老和我们讲过那段往事。

梅老说:“家英在主席身边,了解的情况多,察觉到指导思想出了误区,但以他的身份,又不能公开抵制,只有尽可能地坚持正确的做法。江青、陈伯达曾拉他,看出他们不是出于公心,绝不从命。1966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的运动将临。他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心有不甘。”

梅行治了一方章“忘我”,将辛弃疾的《贺新郎》刻在边款上,认为他们的心境与壮志未酬的辛弃疾大有相似之处,家英却谓之知己,“一个人忘我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有为’”。于是,梅行又治一方“无我有为斋印”,汉印味很浓,被父亲称赞是梅行给他刻的最好的一方章。谁能想到,两个月后,父亲毅然决然以死抗争,承诺了一个大之又大的“无我有为”。

就父亲喜爱收藏乃至印章而言,我想,毛泽东身边的“秀才”们,不乏追寻古人遗存之人。寻古,实质是从物质中追觅古人的精神。“收藏”是物质的,但收藏的品格是精神的。追得越远越本质,这是由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的。

可我还是觉得父亲真是个特例,他没有高的学历,也没生长在书香家庭,然而骨子里追求传统文化的境界起点却很高。传统文化的精髓乃中国哲学,是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父亲是在闻道、求道的步履中,悟到了中国哲学的大智慧?抑或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领袖风范的陶冶使然……

父亲短暂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怀念,也留下思索。这也许就是我想写写父亲,包括这篇印章故事的缘由吧。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8月31日 总第3266期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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