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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
作者:段芳宇  来源:华商晨报 (2014年10月25日)  更新时间:2014-11-26

“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

 

段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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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年之后,2008年6月,巩天民的孙女巩捷,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看到了家族寻找多年未果的《真相》史料。
  同年8月,巩捷托人将史料复印件、光盘交给了自己的叔叔巩国威。
  “感慨万千”,巩家后人共有的心情。
  2010年9月17日,巩国威代表九君子后人,将《真相》史料捐献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将此作为镇馆之宝,列出专门展区。
  “《真相》的回归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这是家族几代人的努力结果”,巩天民的孙子巩辛如是说。
  《真相》·回归
  “过去呢,人们谈九一八,谈东北沦陷,往往会提到‘东北人民是亡国奴’,事实上东北人民的武装斗争和抗日救亡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份‘真相’史料就是辽沈知识界精英凭借自己的人格、胆识和智慧进行的一场外交斗争的产物,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据理力争,展开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们是真正的民众的代表,他们不是军不是官,他们的行动是自觉的,他们没有刀枪,他们运用的是法理,他们不因为国弱就放弃说话权利,他们坚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日本的恐怖统治之中搜集了这么多真实的证据,希望通过国联之口把日本的强盗行径公布天下。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东北人民不是亡国奴,也不甘做亡国奴。”
  巩国威看到《真相》史料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父辈、叔辈的努力——未果
  巩天民、刘仲明在世时,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寻找《真相》史料,但终没有结果
  “五几年,77年,2008年,是我们家族寻找《真相》的三个时间点。”巩辛说3个时间点是一环扣一环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
  巩天民自己第一次提起这件事,是在1947年。
  1947年,顾维钧来沈公干,顾曾于1932年随国联调查团来过沈阳。再次来沈时,巩天民和顾维钧有过一个交谈。提及这份材料时,顾给出了自己的猜测,“这份资料应当存于日内瓦联合国大厦的博览室内。”
  巩天民将消息告诉了老友刘仲明。
  “若然,我们有希望通过我驻瑞士国使节,向日内瓦国联大厦博览室负责人请求,把该项材料的说明书打印一份,籍得见原始说明书的全貌。”刘仲明曾满怀希望。但限于当时的各种阻力,这份心愿未能如愿。
  “大概是五几年吧,周总理指出东北抗日,特别是九一八之后历史材料要抓紧整理。”这时的巩天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
  1960年,全国各省市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搜集中国民众抗日活动历史资料。周总理特意提及沈阳“爱国小组”当年搜集的真相史料一事。
  “3月17日,爷爷去了刘爷爷家(刘仲明)。”巩辛说两位爷爷觉得应该写个东西。
  于是刘仲明执笔写了一篇名为《“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发表在国家级刊物《文史资料》上。
  “叔叔们这一代人,大体上都听说过这件事。”巩辛的记忆里,家人虽然知道,但提及的次数不多,“爷爷自己基本不说。”
  成年后的巩辛对此有了自己的理解,“做过地下工作的人嘴都很严,而且我觉得爷爷认为做了理所应当的一件事,但不认为有多大,在他和刘爷爷(刘仲明)的思想当中,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巩辛感觉到,“虽然爷爷不怎么提这件事,但心里还是想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材料,特别是到了晚年时。”儿孙们自动地努力着。
  巩辛的叔叔们,在七十年代再次做了尝试。
  “七七年还是七八年,我父亲的一位同学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叔叔就想通过他,想了解一下,有关材料通过外交渠道寻找,有没有可能性。”巩辛说,“叔叔们做了些尝试,也没有什么结果。”
  孙辈们的努力——突破
  在世界范围内对《真相》史料可能的存放地进行反复搜索,最后确定目标方向
  “父亲们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应该有一个交代,但他们没有什么突破。真正的突破出现在我们这辈人身上”,巩辛说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人物,“巩洋、巩捷,叔叔的儿子,大伯的女儿。”
  对于孙辈们的突破,巩国贤(巩天民儿子)有过如下表述,“史料的获得要得益于孩子们在美国学医过程中对图书馆系统越来越精通,他们把目光锁定在风景秀丽的日内瓦湖畔的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国际联盟的珍贵历史资料存放于此。”
  这位在美国学医的孩子就是巩洋。
  “我弟弟在美国是搞医疗情报的”,在巩辛看来,巩洋所学专业让他对档案系统很了解。基于此,在美国的巩洋,自然被大家寄予希望。
  巩洋利用自己的便利,先是在亚洲、欧洲对《真相》史料可能的存放地进行反复搜索。最初对联合国档案馆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反复查询后无果。
  巩洋随后调整了目标方向——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
  “一封邮件起了决定性作用”,巩洋在2008年6月通过邮件与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管理者取得联系。
  巩辛复述了邮件的大致内容,“简单的介绍了情况,想了解一下这件事,以及史料可能在什么地方”,巩辛的估计是,“当时我弟弟也没想到这个事会有什么结果。没想到的是,不仅回复了邮件,还明确告诉了材料存放地点。”
  2014年10月19日,在巩辛处看到了邮件全文。这份名头为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LON档案历史收藏部注册记录组的邮件,全文如下:
  亲爱的先生:
  “Truth”存档在我们档案文件(沈阳请命团收集的文件)中,即BoxS37的32,No.1。您可以在我们档案阅览室查阅此文集。允许使用数码相机复制。”
  作为巩洋来讲,邮件中提及的材料,是否就是家人寻找多年未果的史料,他也不敢贸然确定。确定材料,是否就是《真相》史料的任务,落在了身在德国的巩捷身上。
  在与收藏部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后,2008年6月26日,巩捷一行3人到达日内瓦。
  “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接待巩捷的是图书馆档案资料的负责人。
  这句话让巩捷回味了很久。
  巩捷面前是一个编号S-37的硬壳纸箱,打开,里面是一个蓝色布袋,用三组按扣对应扣住。
  布袋的底部、边缘已经褪色,上面用红丝线手绣的"Truth",虽无当初鲜艳,但依然清晰。
  2008年,《真相》归来
  这不是几张纸,几个布告,几张照片,而是家人的一段尘封的历史
  2008年8月间,巩捷托人将光盘带给国内的家人。
  巩国威拿到光盘后,又给家里人手一份复制了一份,“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几张纸,几个布告,几张照片,而是家人的一段尘封的历史。”
  巩国威将光盘里的内容打印出来,并按照片,仿制了一个蓝色的布袋,和蓝色的大夹子。
  “看起来和当时的东西,更相似。”巩辛解释了原因。
  东西拿到了,但巩家人也不知道真实性如何,“出现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们原来得到了消息中,材料里是有9个人签字的,但我们没有找到签字的原件。”
  “鉴于国外友人的忠告,由于可能陷入更严重以致不可预期的后果,这本‘图像册’有几页不得不被删除。”倪斐德给博士李顿的信,给巩家人解了疑。
  随后,在沈阳的巩国贤找到了王建学和张洁。王建学是省委党校文史教授,张洁是社科院研究员。
  “王老师连说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巩辛记得王建学很激动,“确定这个就是久寻不见的《真相》史料。”
  “找到也好,复制一个也好,这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家人合力做这件事,是对前辈的怀念。”巩辛没有掩饰自己想法的转变,“我过去做这件事,确实是因为我爷爷,但到后来,则力求能把9个热点历史还原过来。”
  让巩辛感慨的是,“寻找的过程,从量变变成了质变。工作做得越多,越觉得这件事是有意义的,9位先生做的事让我很震撼。”
  2010年9月17日,巩国威代表九君子后人,将《真相》史料捐献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将此作为镇馆之宝,列出专门展区。
  “《真相》的回归,让它有机会继续向世人讲述‘九一八’事变所开启的沈阳之悲,东北之惨,中国之痛”,捐献仪式上,张洁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历史从我们身边匆匆穿过,有些刻骨铭心的东西,我们和比我们后来的许多青年必须牢牢记住。

             本文原载华商晨报 (201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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