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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为陶土增添一份文化的气息
作者:安阳市档案局  更新时间:2017-8-17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在我国,大约距今15000年左右,南方可能已经开始了制陶的试验,到距今9000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彩陶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一开始时纯粹为红色,渐渐地出现了独特的符号,纹饰有动物纹、几何纹、编织纹等。在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的龙山文化中,出现了黑陶,这是中国制陶工艺的一次高峰。在商朝,陶器已经量产化,这也直接导致殷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或陶片)。

商代早期及中期的灰陶,虽是继承龙山文化黑陶发展而来,但因缺乏文字的证明,只能称之为“先殷文化”器物。对于在安阳殷墟所发掘出土的灰陶、白陶与釉陶,因伴有文字的出现,则已被人们确定为公元前1300年前商代晚期的产物。据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研究考证,从整体上讲,殷商时期大部分青铜器的器形都可以从陶器中找到蛛丝马迹,且差不多大部分陶器的形制都有相似青铜器代替它们。殷商时期陶器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器形丰富且复杂。当时,最大陶器的容量可以达到50公升以上。其中,尤以白陶器可以称得为殷商贵族们独享的高档工艺品,在商代晚期被视为最重要的礼乐器,其地位明显高居于青铜器之上。从殷墟墓葬的出土情况看,白陶与青铜器数量上的比例至少应为1:5,也就是说,在殷商时期,贵族陪葬时白陶的数量要远远低于青铜器,这也许正是由于白陶在当时的珍贵程度所决定的。这一事实恰恰与《礼记·檀弓上第三》中所记载的:“殷人尚白,大事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相吻合。

虽然殷墟出土的陶器(或陶片)很多,但陶文出土的数量却不如甲骨文、铜器铭文多。据粗略统计,仅有100多件,且字数以1个居多,除4件是用朱书或墨书书写之外,其余都是划的或雕刻而成。所有的陶文差不多全部都可以在甲骨刻辞上找出它们的“亲属”来。陶文的部位大多在陶器的口部、肩部、腹部,少数在器物的内壁、器底,但书写而成的陶文均在器之内壁。而它们的形成,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入窑烧制之前便被刻在陶坯上,这显然是制陶人所为,其字口与陶器表面颜色也比较接近,这部分陶文笔画深而宽,雕刻的居多;而少数陶文似乎与制陶人无关,是陶器烧成后刻画而成,他们的存在大概是陶器的使用人留下来的,其字口略发白,较陶器表面的颜色浅,这部分陶文笔画都浮浅狭窄。

   殷墟陶文中大部分字的结构形体接近于殷墟甲骨文、金文的书写风格,但又各有不同。有的字迹清爽开阔、用笔工整,亦有随意草率为之者。如若按其内容大体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数字、方位、人名族名或方国名、图形文字或符号、干支、易卦、卜辞以及其他8类。数字类陶文较为常见,其中,又以“七”“五”两个数字最为常见。方位类陶文的中“左、中、右”居多,这三个字也都是殷墟中所常见的,卜辞中也曾出现过三字联用的例子,用以表示器物陈放位置。人名族名或方国名类陶文中,曾发现有“夔、子、”等字,其中“子、”等也见于青铜器铭文。图形文字或符号类陶文应是对于外物所得的印象,一类来源于大自然界的物象,如鱼、龟、犬,另一类来源于神话动物如龙等。干支类陶文发现有“已丁、壬、亥”等。易卦类陶文曾发现2片,都是陶器烧成后刻上的。经专家考证,一片应释为七七八六六七(震下、巽下、益);另一片为两卦并列,右为六六七六六八(坤下、震上、豫),左为六六七六七五(兑下、震上、归妹)。卜辞类的陶文仅一例,写在被称为“将军盔”的器口内,共6字,书写熟练、笔锋有力。其他类的陶文分三种情况,其一为单字,写法与甲骨文相同,如祀、来、草等;其二为两字以上;其三为不能够识别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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