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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解读之痛(二)
作者:简直  更新时间:2012-4-13

    通常认为,甲骨文是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的(一说1898年被王襄发现)。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着不易被察觉的刻划痕迹,引起了王懿荣的兴趣。王懿荣1900年以身殉国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片转移到了刘鹗的手中。刘鹗在京城的文化圈里也是很有气场的。渐渐地,收藏甲骨成为一种时尚,引得行价日升,私掘猖獗。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和研究。1903年,在罗振玉的撺掇下,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次年即有孙诒让的考释著作《契文举例》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后,竟然长达九年,小屯村为甲骨文的产地却不为人知,古董商为从中牟利,假造信息,说产地是汤阴、是卫辉、是朝歌,就是不说安阳小屯。这里至少透露出以下几个信息:

    第一,甲骨文在发现初期,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作为国家文物而被纳入到公共学术资源体系中,只是私人收藏品。因此,甲骨文毁坏流失的数量之大,已无法评估。事实上,早期的收藏者,如王懿荣、刘鹗、端方等,都是有着强势社会资源的人物,他们在学术界或者官场并不是没有发言权,将甲骨据为己有,要么说明他们尚未形成公共理念,要么说明他们并未特别重视。

   第二,即使像孙诒让、王国维、王襄、罗振玉这样的大牌学者,也缺乏科学精神。他们还是旧式知识分子,从书本到书本,内心轻视实地踏勘,否则一定不会连个出土地点都搞不清楚,尽听古董商人的鬼话。倒是有经商才能的罗振玉最终发现了小屯,也正是这个罗振玉,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给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判断,最终帮助他一跃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1908年罗振玉发现了甲骨文出产地之后,由于缺乏政府保护,甲骨文开始更大规模地流向民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发掘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利益驱使,农民们纷纷以锄头上马,在自家田地和院落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往往盈数车”。全国的古董商人,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学者或古董商人,都加入到搜求甲骨的大军中。据胡厚宣和李济的分别统计,1899年至1928年,私掘且流向民间的甲骨数量高达10万片。这10万片甲骨虽然有不少著录出版,但大部分未能著录,且今日不知何所终,几乎所有甲骨没有地层关系信息、出土位置信息,就更谈不上考古发掘报告了,给甲骨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董作宾像董作宾像
     这种局面在1928年彻底结束。当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正负责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派遣董作宾考察小屯,董作宾迅速给出了明确结论——甲骨挖掘确犹未尽,且痛陈:“长此以往,关系吾国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1928年,对于甲骨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其功臣就是董作宾,董氏也将甲骨学作为毕生投入的学问,是甲骨文研究者中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学者,当然,也是受到诘难最多的学者。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组织了15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果丰硕,获得甲骨25000片(其中著名的YH127坑,一坑出土甲片达17000余、完整龟板300余)。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殷墟的发掘,中国终于引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甲骨片的出土已经与其他的相关考古发掘形成一个整体,甲骨文的研究也摆脱了古文字学的范畴,而成为甲骨学。

    这一时期,甲骨学成为一门时尚学问,人才济济,为数不少的研究者还具备了西学修养,创造性的认识层出不穷,堪称甲骨学的黄金时代。董作宾、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容庚、陈梦家、胡厚宣,成为这一时期甲骨学者的代表。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1、断代与分期。甲骨出土众多,虽然已经大约知道乃是盘庚迁都至殷之后的晚商遗物,但更为细致的分期将对商史研究起到更大作用。1931年和1933年,董作宾先后给出了甲骨断代的八项标准和十项标准,后者以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区分甲骨文的所属时期,最终,甲骨文被划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分期学说目前仍旧得到沿用。

  2、甲骨理化生物特征分析,通过科学分析可以得知甲骨的来源以及甲骨的整治技术。通过化学分析和生物特性比照,得知大部分龟甲来并非来自于中原地区,而是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南方诸地。

   3、通过对甲骨文契刻规律的研究,发现了商人占卜刻辞的程序、文例等很多特征。比如龟甲和兽骨上的契刻文例就明显不同。

   4、深入的文字考释。由于前人已经辨释了相当规模的文字,在进一步文字考释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智慧、更深厚的古文字功底,而这恰恰是甲骨文研究的趣味所在,读出新的字或者发现已经读出的字的问题,是颇有成就感的,那时,很多大家之间相互论战,好不热闹。这种读出新字的成就感,直到今天还吸引着一大批甲骨文爱好者,其中有一些最终可能成为甲骨文专家。

   5、利用甲骨学的商史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事实上,作为商代的文献,甲骨文的终极价值当然是商史研究,然而,由于直到今天,甲骨文的性质实际上还很难讲清楚,甲骨文还不能被系统通读,也就严重制约了甲骨文在商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

   1937年至1949年,战争使得国人自主的科学发掘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的春天,中科院考古所(后转入社科院)即展开了新的科学发掘。最大批量的收获分别是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和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建国以来,共出土甲骨6000多片,其中有字的完整甲骨400多片。另外,新中国在殷墟以外的其他地方还发掘出商代甲骨,并且,还发现了早于和晚于商代的甲骨。

    甲骨文研究也持续深入。首先是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册从1979年到1982年陆续出版,与其配套的释文和材料来源表也先后出版。而事实上,这部采用董作宾五期分类说编排的著录,也许隐藏了潜在的问题,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分期是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其他一些大型字典、类书也纷纷出版,比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这些集大成的甲骨文巨制在80年代前后的集中问世,标志着甲骨文基础研究的逐步淡出。因为很显然,人们已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句式、文法、习卜、甲骨学史等方面。当然,考释文字还是兴奋点,只是令人兴奋的发现越来越少,或者说,当一个体系稳固之后,这个体系的“掌门人”已经没有能力接纳所谓的新发现。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后,甲骨学虽由私学转换为公学,但已经由一门“显学”转化为一门“绝学”,问津者逐步减少,老学者纷纷谢世,不少资深学者也退出此研究领域,转向其他更容易说清楚、有成果、有用的、能够商业化的领域,甲骨文专家变身为青铜器专家的李学勤先生即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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