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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8/9/14

谈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丁海斌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本文首先从史料种类和文献种类两个角度,说明了档案作为原始记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次探讨了档案之真与历史之真的区别,说明了档案之真与史料之真的对象性差异;最后介绍了以档案为基础形成的历史学科。

关键词:档案 历史研究 真实性 原始记录


档案与历史之密切关系,古今学者所议多矣!笔者本不应狗尾续貂,但笔者在从事档案学研究工作的同时,兼爱历史,侵润之余,学术领域也从档案学扩展至历史学(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科技史与科技文献学、中国古代陪都学、沈阳地方史)。长期浸身其中,不免对“档案与历史研究”问题产生一些自己的想法。今借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机,略述如下:

一、无征不史——档案是历史研究所需之凭据

郑天挺先生说过:“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就是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1]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档案遗存具有重要的凭据价值。任何历史研究对原始材料的依赖都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尤里乌斯·鲁斯卡(Julius Ruska)所说:“各门科学的历史将继续依赖于当时所支配的原始材料。”[2]

1.从史料种类看档案的史料价值

原始材料分为两类:符号性的原始材料和非符号性(实物性)的原始材料。赫尔奇·克拉夫解释道:“李比希实验室的曲颈瓶是非符号性原始材料;有该实验室的记录的笔记本是符号性原始材料。”[3]“信件和其他书面文献是典型的符号性原始材料。与非符号性原始材料不同,它们包含着一种规范的信息,……与科学史最相关的原始材料主体上就属于这一类。”[4]

赫尔奇·克拉夫列了一个重要的原始材料表,其中当然包括了一些档案文献如信件、日记、实验室日志、著作手稿和草稿、科学机构的管理文件、科技文件、表格、地图、照片、录音带、文献目录等,还有一些档案界人士看来不能称为原始材料的其他文献。[5](在档案界人士看来,只有档案才称得上符号性原始材料。)赫尔奇·克拉夫进一步说道:“书面原始材料通常保存在档案馆,而博物馆则自然是找到第9类原始材料(笔者注:指实物)的地方。”[6]

以上叙述反映了西方科技史界对档案之于科技史研究的重要价值的认识。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传统的悠久和遗存的丰富,人们的认识和感受更深刻。正如前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毛福民先生所言“档案是历史的记录。……历史的脚印,在一页页的档案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虽历经风雨,依然清晰可辩。”[7]

一般而言,历史研究之史料来源,远古主要以考古资料为依据、中古以图书文献为主要依据、近现代则主要以档案资料为依据。但具体分析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历史研究史料的图书类文献,与档案有着密切关系,其中非思想类的内容多来源于档案。可以这样说:文献类史料可以根据其与档案的关系划分可信等级,分别为:档案原件、档案汇编及其他档案编纂物、以档案为基本依据编写的史书、其他文献等。


 

2.从文献种类划分看档案的史料价值

我们还可以文献种类划分来看档案的史料价值。

档案是文献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献一般包括图书、连续性出版物、特种文献等。人们一般把档案划入特种文献,特种文献包括档案、专刊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政府出版物、产品资料等。

按照文献内容、性质和加工情况可将文献区分为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档案与这四者皆有关联。

第一,某些未经加工整理的原始记录被称为零次文献。所谓零次文献,是指记录在非正规物理载体上的未经任何加工处理的源信息,比如书信、论文手稿、笔记、实验记录、会议记录等,这是一种零星的、分散的和无规则的信息。它具有原始性、新颖性、分散性和非检索性等特征。它们通过收藏而成为档案。零次文献转化为正式档案一般不经过“文件”这一环节。

第二,被正规整理、保存的档案是一次文献。所谓一次文献是人们直接以自己的生产、科研、社会活动等实践经验为依据形成的文献,也常被称为原始文献(或叫一级文献)。即表现为直接知识的文献。其所记载的知识、信息比较新颖、具体、详尽。

一次文献在整个文献大家庭中是数量最大、种类最多、所包括的新鲜内容最多、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文献,如期刊论文、专利文献、科技报告、会议录、学位论文、档案等等,它们是文献的主体部分。这些文献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知识性等特征。档案是一次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也是常常被忽略的组成部分。

第三,由著录、加工而成的档案检索工具、档案介绍等是二次文献。所谓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后产生的一类文献,如书目、题录、简介、文摘等检索工具。

第四,档案编研成果多为三次文献。所谓三次文献是在一、二次文献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而编写出来的文献,人们常把这类文献称为“情报研究”的成果,如综述、专题述评、学科年度总结、进展报告、数据手册、档案汇编等。

有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文献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档案之真与历史之真——统一与区别

1.档案之真——档案如何还原自身所针对的历史活动?

我们希望档案能够反映、还原真实的历史。但我们常常不能如愿,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往往不能达成档案之真与历史之真的统一。总的说来,从档案之真,达成历史研究之真,要经历以下一个完整的过程:

历史过程之真(包括档案形成过程之真)→档案管理之真→档案之真→历史事实之真→历史研究之真

档案真实性的本质是与所对应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具体地说,档案还原自身所对应的历史活动之真有两个条件:档案的即时性与完整性。(历史本身是不能还原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还原自身所对应的历史活动之真是指在符号记录层面上的还原历史)

档案的即时性即档案形成过程的真实性,我们也可称之为实时性。即任何在人类活动过程中作为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实时形成的符号记录都是该活动的原始记录——档案。从这一点而言,档案都是真实的,因为任何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材料我们都不能称之为该项人类活动的档案。

如果实时形成的档案是不完整的,它也不能还原历史。档案的完整性首先亦来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完整性,即在人类活动过程中形成了活动的完整记录。由于程序、制度、人性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人类活动过程中原始记录形成方面的缺失,会直接导致档案的缺失;其次,档案的完整性还与档案管理过程中的完整性保障有关。这种保管过程中的完整性保障,包括保管过程中的完整性物质载体的完整性和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两个方面,其归根到底是物质载体的安全问题。由于物质载体的损失所而导致的档案缺失,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无法弥补的(非备份情况下),它会最终导致我们无法还原历史的完整。

此外,我们还必须正视一个问题:档案还原历史的局限性。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和表现:第一,档案记录具有符号记录的表面性、直观性。档案是人们有意识保存起来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原始性符号记录[①]。作为一种符号记录,虽然符号本身在不断进步,如数字符号的产生使符号表达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符号不是万能的,它在还原历史时尚有表面性,尚有一些难以用现有符号表达的内容(如人的内心世界等);第二,档案记录历史具有选择性。档案记录并不是“凡事即记”,而是“择要而记”,这本身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当事人的认识、能力和某些特殊心理等原因,往往会导致“择要而记”的片面性。有时,还会有当事人“故意地有选择记录”,“故意地”粉饰或隐瞒一些历史事实,虽然这种“选择”本身也能反映一些问题,但毕竟对我们完整地准确地还原历史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和困难。此外,在原始记录通过归档正式转换为档案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个“择要而存”的问题。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对完整地还原历史有所损伤。

2.档案之真与史料之真的区别——对象的差异

我们现在有许多档案是后补的或事后修改,或者我们的口述历史档案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呢?这里我们要注意档案真实与史料真实的区别!

事实上,档案真实与史料真实不完全是一回事,它们具有不同的概念、范畴、对象,因此也就具备不同的判断标准。

档案真实的完全条件是与所对应的人类活动的一致性;史料真实的完全条件是与所对应的历史事件的一致性。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两者可以具有一致性,也可以具有非一致性:当历史研究与档案本身所对应的人类活动一致时,即我们以档案所针对的历史活动为研究对象时(如利用南京大屠杀档案研究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真实性=史料的真实性;当历史研究与档案本身所对应的人类活动不一致时,即以档案记载研究其他历史事件时(如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的真实性≠史料的真实性。

以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为例: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的记录对象是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的活动,其档案的真实性取决于记录内容与该活动的一致性,即口述者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而作为史料,它所针对的是张学良亲历的“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其真实性取决于它与这些历史事件的历史一致性。虽然张学良亲历了“西安事变”,但由于其口述档案是事后形成的,它不是“西安事变”的档案,而是口述或是的档案。因此,当我们以“张学良口述历史活动”为研究对象时,“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就是一手材料,是研究的基本凭据;当我们以“西安事变”等历史活动为研究对象时,“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就不是一手材料,因为它不是这些历史活动直接产生的,不能作为研究的基本凭据,只能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这里,对于档案工作者来说,档案之真指的是“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吗?”;而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历史之真指的是“他说的是真的吗?”,当事者由于种种原因(记忆误差、个人心理偏差等)往往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自己要回忆的历史事件,因此这种回忆录类的档案之真与所回忆的历史之真并不一定是一回事。

三、另一种“历史研究”:因档成学

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事实依据和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可以通过实验和调查等方式获得,但有一种资料是通过今天的实验和调查所不能获得的,这就是历史资料。特别是一些依赖于长期数据才能够得到结论的科学研究,没有这些来源于历史档案的原始事实与数据就变得一事无成了。

当档案成为历史科学(包括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工具的时候,档案代表的是史料;而档案成为其他科学研究工作的工具时,档案代表的是历史,并由此出现了以“历史”或以历史为基础的“××学”命名的分支学科,如“应用历史天文学”、“徽学”等。

例一:天文记录档案与应用历史天文学

20世纪60年代,应用历史天文学这一新的天文学史领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一些身居天文学前沿的天文学家们以渴求与关注的心情回顾历史上的天文观测记录。1968年射电天文学家观测到了奇突的脉冲星,理论上预言几十年的中子星在宇宙中证实了。特别是金牛座蟹状星云里中子星的发现,使人们的视线回溯到了公元1054年7月4日的早晨:一颗明亮的星在大白天里与日争辉,这颗超新星的爆发形成了蟹状星云,并留下了残核——中子星NP0532。历史上的天文事件与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建立了联系,这个桥梁就是应用历史天文学。

这一新领域的出现是天文学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从整体来看,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天体和宇宙演化的时间尺度是很长的,缺乏历史过程的天文学研究是不完整的,而历史上的天象记录档案能使我们看到古代的天象,它可以把天体演化的昨天与今天连接起来,使我们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天象记录发现规律。

历史上的档案,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数据和其他观察记录,因为这种历史活动本身具有不可再现性。同时,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古代档案遗存的数量相对而言数量是极少的。所以,这些档案材料对科学研究而言,弥足珍贵。

关于档案记录的科学研究价值,古人对此就有充分的认识。如沈括对天文观测档案“候簿”就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他在《梦溪笔谈》卷八中说道:“卫朴造历,气朔己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卫朴“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讲的是没有科技档案的积累,科技专家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来很好地完成科技工作(“未能尽其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档案的科学价值。而崇尚实证的西方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特别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以后,十分重视观察、观测并加以记录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原始记录具有无以复加的凭据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指出:“在中国,不但皇家天文台持续了几千年,而且天文记录也持续了几千年。二十四史中以‘天文志’命名的篇章绝大部分是记录奇异天象和与它相关联的政治事件。这批记录,抛除其星占部分,就成了一份宝贵遗产,对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有重要的作用,至今已在超新星遗迹、太阳活动、地球自转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8]席泽宗先生本人根据中国古代天文记录,取得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如他“于1955年根据中国资料,编了《古新星新表》,又于1965年与薄树人合作,将日本和朝鲜的资料合并进去,作为《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一文的附录发表。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美苏两国的极大重视,他们纷纷翻译出版。二十年来,世界各国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体、中子星和X射线源等最新天文学研究对象时,引用过这两篇文章的文献,已在一千种以上。”[9]

哈雷彗星的发现是18世纪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牛顿的万有引力。从秦始皇七年(前240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哈雷彗星出现过24次。中国古代天象记录中包含了全部24次哈雷彗星的回归,这是世界上唯一完整的记录。这些记录逐渐被西方学者发现、重视,被用来计算彗星的轨道和回归周期。20世纪30年代朱文鑫先生提及西方天文学家采用中国古代彗星记录来计算彗星的轨道和周期。他在《天文考古录》中说道:“(中国古代之天文学)勤于观测,详于记录,本末悉具,后世赖以质证。欧洲学者恒藉我典籍,以计测慧之行道及周期,而断定其复见,哈雷慧其最著者也”[10]

中国古代天文记录的当代科学研究价值屡被发现和应用,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典型。

除天文学外,在今天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古代档案遗存仍然具有着特殊的价值,发挥着一些基础性作用。如: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遗存对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中医药学是一种依赖于经验积累的科学,它的发展离不开文献积累,特别是医案、本草、方剂档案的积累。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医药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编纂了大量的档案汇编,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科学技术价值。再如:古代遗留的地震档案数量相当庞大,特别是清代地震档案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了,内容十分具体翔实,为我们今天的科学工作者研究相关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例二: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即徽州学,狭义的徽学是指朱子理学。但今人所称的徽学是广义上的徽学,是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指以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相关学说的总和。它是以被称作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11]的“徽州文书”为主要研究基础。正如徽学重要研究者周绍泉所说: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12]

 “徽州文书是徽州所属歙、休宁、祁门、黔、绩溪、婺源六县遗存的民间历史档案。”[13]它们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书、承继文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会簿会书、乡规民约、信函书札等。在20世纪50年代在徽州屯溪规模面世以来,其总数已超过50万件从宋代到民国的文书档案,由于这些徽州文书批量大、品相好、跨时长、种类全,无论是作定量定性分析,还是做连续性追踪考察,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正是由于这批徽州文书的发现,才诞生了徽学这门崭新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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