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之陈云书柬中的王建平

　　这是1940年4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给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的一封人事介绍信，信中所介绍的人，就是陕县最早参加抗日的青年王建平。

16岁就奔赴抗日战场

　　王建平的人生道路，可谓饱经风霜。

　　1915年，王建平出生在兵荒马乱的豫西山区——陕县南阳村。家境的贫困使他童年只上了几年小学就辍学务农。繁重的农业劳动并没有使他丢掉书本，自学成了他生活的一种需要。1931年，他看到陕县简易师范的招生广告，又听说是公费学习，就前往应试，竟被录取。于是，他由一个放牛娃成了师范生。

　　王建平刚刚入学，“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大批逃难的人群流入关内，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使他再也不能安心坐在课堂上读书，便带头参加了陕县简师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到陕州城乡各集镇、农村和观音堂民生煤矿，向工人、农民、商贩等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街头讲演，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他与一些学生暗暗下定了奔赴抗战前线的决心。1931年11月，王建平联络爱国青年3人，长途跋涉8天，到达山西汾阳军校。该校是以冯玉祥之名，由共产党帮助开办的。王建平在这里学习了《中国革命史》、《红旗周刊》等马列主义读物，还学习到了军事知识技能，抗日救国的思想进一步坚定起来。1933年春，冯玉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把军校行将毕业的学生开往张家口，作为骨干编入抗日同盟军。王建平被编入吉鸿昌的第二军军部任中尉副官，后调总司令部干部学校任中尉分队长，率部队到前线抗击日寇，收复多伦时负伤。1933年10月，同盟军被蒋介石围剿而失败，同盟军总部和干校人员被遣散，王建平流亡到了南京。1934年8月，在与地下党接关系时，为国民党特务查获，被捕判刑10年，囚于国民党南京监狱。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王建平才结束了囚徒生活，在同狱难友的帮助下，1937年9月，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伍云甫亲切接见了他，询问了他的情况，就介绍他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的“战时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学习。从那时起，王建平又投身于抗日救国洪流，正式参加了革命。

进入革命熔炉

　　王建平在云阳“青训班”学习期间，党组织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考察，“青训班”副主任胡乔木亲自找他谈思想，谈理想，谈时局，征求他的意见。1937年11月，胡乔木向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写了介绍信，介绍王建平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

　　王建平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李富春又与他谈话，了解情况，当即介绍他到“抗大”学习。从此，王建平进入了当时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最向往的革命熔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王建平在抗大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认真进行思想总结，他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靠近党的组织，1937年12月被接收为“民先队”队员，并担任民先组长及宣传干事。1938年3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他由一个热血青年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人，也标志着他的政治生命步入一个新的起点。这时，国共合作进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我党需要选派一批政工干部到国民党军队去做统一战线工作，王建平被组织选中，提前毕业，分配到国民党军队九十三军八十三师补充团第三营任政治教导员、政治教官等职。他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编写了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讲义提纲，向友军官兵进行教育。在他的努力下，废除了国民党军队打骂、体罚士兵的恶习，实行官兵一致，军民团结;他不断向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歌咏队，开展军民大联欢，活跃军队文化生活;他挑选政治可靠的士兵组成机动游击大队，亲任大队长，以便应急，在形势需要时上山建立根据地。通过一系列工作，把八路军的政治民主，吃苦耐劳，勇敢善战的作风，带到了国民党友军工作中，这一突出成绩，受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肯定和表扬。

　　1938年12月，王建平奉调到《新华日报》西安分馆任经理。这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各地不断掀起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浪潮，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经过组织批准，王建平先后两次回到陕县，号召青年奔赴抗日第一线。经他亲自组织、动员，将陕县进步青年王天保、王建国、王帮虎、高学孝、高云卓、杨恩胜等十七八个人带往延安，参加革命。这些同志在党的培养下，以后都成为党的骨干。

经陈云写信进了中央党校

　　1940年3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批准，王建平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到达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陈云同志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谈话，征求意见，让他填了“党员登记表”，写了自传和“友军工作报告”。王建平提出想学习一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政治水平。陈云当即同意，并于4月5日亲笔向中央党校校长邓发写了一封非常详细的介绍信。信中写道：

　　“王启发(建平)同志，正式党员，一九三八年三月入党，候补期三个月，一九三九年三月转正式党员(因在友军工作关系)，河南陕县人，年二十六岁，家有母亲等五人，有土地七亩。

　　他于民国二十年入冯玉祥所办之汾阳西北军官学校，至二十二年五月派同盟军吉鸿昌部当特务长、排长，收复多伦时负伤。同盟军失败后辗转至南京，因友人自开封叫他到南京找党的关系(在同盟军未入党，但受影响)其信被检查，人也被扣押进陆军监狱，判刑十年，至“八·一三”后无条件释放，由陆军监狱同时放出之人证明，无问题。自云阳经组织部介绍入抗大三期三大队学习。卒业，调西安考航空学校未取。经西安办事处介绍九十三军野战补充团刘继尧营长处，到晋东南派赵洪一带组织游击队，办干部学校，曾获得了一些成绩，三八年底，因该军奉命不准要陕北学生工作，才退出回西安办事，当新华日报分馆经理至今。

　　总之，他的坐监及在宪兵司令部情形，由前住过党校学生与他同在监内之赵秀龙、张抱平可证明，其人政治认识可有些能力，党的生活过得不够，特送你处学习，希发生组织关系”。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对王建平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政治认识、工作能力、党性锻炼以及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证明人都介绍得非常具体，并作了认真中肯的评价。

　　陈云书柬，勾画了王建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战斗年华，记下了他足音踏踏的坎坷经历，同时，也反映了陈云同志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渗透着这位老革命家的崇高风范。

　　王建平进入中央党校，被编入45班学习，和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陕县县委书记蔡迈轮是同班同组，在这里，他学习卖力，劳动、工作也很积极。在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和劳动竞赛中，荣获“劳动英雄”称号，受到党中央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奖金的奖励。

　　在学习期间，王建平于1941年夏天患上了严重的阿米巴痢疾，久治不愈，被迫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正在治疗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紧张，急需用人，因为王建平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有一些基础，组织上考虑再三，想让他返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当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坚决服从组织需要，8月带病回到西安，投入到紧张、繁重的工作和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此前后，对于陈云的谈话和介绍进入中央党校，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过。

转战崤山迎接胜利

　　王建平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夜以继日的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使他所患的阿米巴痢疾日益加重，积劳成疾，治疗无效。无奈，经组织批准，于1942年8月回家治疗。这样，王建平就暂时回到了阔别11年的陕县。

　　1944年冬，八路军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解放了陕县东部地区。这时，由于陕县西部被日军侵占，西安交通中断而隔在家里的王建平，立即从敌占区跑到县东解放区，向县委书记蔡迈轮反映县西敌情，要求参加抗日工作。蔡迈轮当即向他布置了做好张村、菜元民众抗日武装工作的任务，并向伪军朱景武开展工作，促其反正，嘱他暂时不要到抗日政府参加工作，以利了解敌人，分化敌人和争取中间人士参加抗日。王建平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1945年5月“豫西事变”发生，他的工作只好停顿下来。

　　解放战争初期，地方党的组织尚未恢复，豫西工委几次派联络员到陕县，了解敌人兵力部署和黄河河防情况，过河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王建平家。1946年6月，豫西工委地下交通员张永周秘密到陕县收集情报，王建平很好地掩护了他，并把国民党地方当局强化治安、轮训保甲人员的情况和通讯录交给交通员带到豫西工委。

　　1946年9月，豫西工委改派交通员王化德来陕县了解情况，并派遣人员向中原突围部队(时驻卢氏)送款、送密电码，由于交通员忙中出错，误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保长王启华当做联络接头人王启发(王建平)，引起了有多年白区工作经验的王建平理所当然的怀疑与警惕。当他看到反动保长引来陌生客人，认为这是敌人耍的什么阴谋和花招，就一口否定与蔡迈轮的关系，也拒绝接受到卢氏去向新四军送款、送密电码的任务。王化德回到豫西工委，报告了王建平的情况，被认为是“对革命丧失信心，害怕动摇”。豫西工委在无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停止了王建平的组织关系。这也就成了王建平无法洗刷的历史污点，成了后来对他不断审查、批判的依据。

　　1947年8月，陈赓兵团渡过黄河，进军豫西，首次解放陕县。重新组建的陕县县委也随陈谢大军到陕县开辟工作。这时，全县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陕县党政军机构的干部、战士，在游击战争中昼夜奔波，非常艰苦。王建平不顾环境的险恶，冒着纷飞的战火找到蔡迈轮，要求参加工作。县委研究，很快接收了他，因为他上过军校，打过仗，懂得军事，就任命他为陕县县大队大队副。从此，王建平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组织，交给了人民解放事业。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王建平能吃大苦，耐大劳，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不论遇到多么凶恶的敌人，他都能冲锋在前，毫无惧色。经过无数次战斗，敌人不断被歼灭，被瓦解，人民武装在发展壮大。随着敌我力量的变化，他先后担任过陕县独立团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陕县武工队第一队队长，第四区区干队长、副区长、区长等职，在他所任职的岗位上，都能尽职尽责，以身作则，为打败国民党在陕县的反动武装，剿灭地方土匪势力，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期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没有向组织提出过自己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建平先后任第四区区长、县财委秘书、陕县建设科第二副科长。这时，随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对王建平的“脱离革命”、“脱党”等问题进行了审查，在审干运动中，对他的历史问题尚能做出比较实事求是的结论。但是，到了整风、反右派运动，就把他一棍子打 倒了。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对王建平的“新老帐”一齐算，不仅被划为右派分子，还说他没有去卢氏送款、送密电码是“投降变节分子”，因而又加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到了残酷的批判斗争。一年后，被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1959年病逝。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陕县县委对王建平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复议，认为原划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完全属于错划，决定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彻底改正，按原公职人员给予抚恤。

　　王建平的一生，历经坎坷，心向革命。崤函大地永远铭记他的英名。